中国的文字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会产生骈体文，也必然会产生格律诗。中国的文字从读音上就分平仄，从字性上又分虚实动静，故最宜于对仗。而从哲学基础看，中国人认为有阴必有阳，阴阳相生相济，对仗正是这一哲学思想的美学实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专门论述骈体文的体性，他认为骈体文不是某些天才的创制，而是基于汉语自身的特点而自然形成。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认为造物者造出的东西一定有所匹偶，中国的文化讲究阴阳和谐，必然有对仗。

他指出，上古时期文章的发展还没有成熟时，就已经有了天然成对的好句子。刘勰引用《尚书》中《皋陶赞》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的“满招损，谦受益”，评价说，难道这些文辞是刻意写成对偶的句子吗？《尚书》所记，是当时的口语，自然率意，何尝心中先有要对仗的想法，才去着意经营呢？他又举《易经》里面的《文言》《系辞》为例，说《文》《系》是“圣人之妙思”，即孔子所作，孔子当时，恐怕也没有明确的对仗意识，但“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涵盖了骈体文全部的对仗形态。可见，骈体文是自然产生的，这只能归功于语言本身的力量。

刘勰提到的四种对仗形态，恰好正是骈句的四种基本格式。首先是“句句相衔”。《文言》中释“乾，元亨利贞”云：“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前四句中的每一句，后四句中的每一句都是对仗的，是谓之“句句相衔”，近似于今之排比句。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是每两句一组，上下句对仗，这叫作“字字相俪”。《系词》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虽然同“字字相俪”一样，也是两句一组，上下相对，但第一组与第二组，第二组与第三组，第三组与第四组……却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可见“宛转相承”是一种具有排比递进之感的对仗。而《系词》中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又是别一种对仗形态。“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对的是“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对的是“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这就是“隔行悬合”，后世则称作“扇面对”。

不但儒家经典如是，诸子中骈语亦复不少。《老子》短短五千言中也有很多骈语和对仗，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庄子·逍遥游》中的名句“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略作调整，便是天然的偶句：“鹪鹩巢深，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古往今来的名言佳句大多是骈偶的，因其最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徐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