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书·刑罚志》记载，孝明帝熙平年间，河东郡有个叫李怜生的人，因为投毒*人，询问审判下来被判处了死罪。他的母亲上诉说：“我一个孤单的老人，又没有近亲之人，按照惯例我可以向皇帝提出赦免宽大的请求。”州里检查了李怜生的户口，发现他母亲说的话没有错，可是还没等到改判，李怜生的母亲就死了。州里判处李怜生服孝三年，然后再对他执行死刑。

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认为州里的判决是公允恰当的。

但是，主簿李瑒驳斥说：“按照《法例律》的规定，那些犯了死罪的人，如果他们的祖父母、父母年纪在七十以上，并且没有成年的子孙，也没有旁系亲属，这样才可以向皇帝提出赦免死罪的要求。该判处流放的人判处鞭打，留下他赡养亲人，如果亲人死了就应该去流放，不再适用宽恕赦免的范围。……投毒*人的人应该要处死，妻子和孩子被判处流放，李怜生所犯的罪行实在是比法令上说的罪行还要严重。不管是从人情还是法律来平衡考虑，对他人的伤害都很大。再说，李怜生既然用毒药*人，实在已经为人所不齿。就算他母亲活着，也会关起门来不让他进去见她。况且他母亲现在死了，还要指引教导他尽三年的礼节吗？让他完成殡葬的事情，皇上的仁厚宽容已经足够了，现在殡葬的事已经做完了，他的处罚不应该再拖延。可以依法对他执行死刑，流放他的妻子和孩子。只有这样才能够警戒那些百姓，明白法律严肃。”

尚书萧宝夤启奏皇上说同意主簿李瑒的意见，孝明帝下令按照这个方法处理了该案。

二

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法律的制定必然源自于道德原则提供的思想基础，亦受到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的深刻影响，因此，法律和道德是不可分离的。

上述案例中，州里按照李怜生的母亲“一身年老，更无期亲，例合上请”的请求，判决李怜生“三年服终后乃行决。”就是将道德、风俗习惯理解为被社会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成了社会民众辨别善恶的“内心的法律”。

法律执行时并不意味着法不容情。《书·吕刑》记载：“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晋朝傅玄在《傅子·法刑》亦载：“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哀矜之心至也。”我国在汉朝便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刑罚原则。因此，深究法律的话，法律的制定就是因为有人情的存在，我们就是要保护道德正义、善序良俗，就是要保护全社会认可的人之常情，于是就出现了法律。故而，法律中既包含了对受害人的同情之心，也包含了对罪犯的悲悯情怀。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与社会道德之间时常会产生一定的矛盾甚至是相违背，如前所述，如果不考虑李怜生母亲的孤苦伶仃，严格按照律令判决，则会由此引起社会矛盾。

三

法律的无情在于对它的信仰。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与正义。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法律真理的客观性应包含善之理念”的著名论断，古罗马法学家杰尔苏斯也指出，“法律是决定善良和公平的一门艺术。”作为法官，以法载道，不但要具备坚定忠诚的政治素养，同时还须具备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勤勉创新的管理素养，因为法律虽是僵硬的条例，但法官在整个司法过程需要体现人之常情、法的温度。

但是，法律需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它又必须是无情的。法官作为法律的捍卫者，正义的守护神，其肩上担负着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法官自身必须具备对法律坚定的信仰，只有遵守普遍的社会规则，遵循大家公认的善序良俗，哀矝有度，才不会使法律形同虚设，才能真正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