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古人总会率先想到将星体与灾祸划上等号，像天狗食日等迷信印象。

从周代起，古人便把日食、月食视为重大凶兆，认为这是日月违背正常运动规律、“反常”，这个观念到汉代依然盛行。由于将灾难与星星的移动变化连结起来，以此衍生出一套解释灾异、政治与人事的学说，称为“灾异论”。

这是因为长期观测，从中发现某些星体异常的移动，因此灾异论主要探讨的是“变”与“非常”。不过到了秦汉时期，随着观测仪器与计算的进步，部分学者对于日食的原理、发生规律有所了解，对于周代以来的观念产生疑惑。

由于汉代天文与历史还尚未分家，因此太史令不仅掌管史书编纂，还要编写天文历法，《史记．天官书》还载有月食周期：“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司马迁说明月食发生具有周期性，更明确指出月食是“常”，表明其规律是正常现象。

但司马迁的说法，也让人们对于周代以来既定的凶兆，如日食、月食等，逐渐产生困惑，到底算是天行有常，还是天有异象？

东汉思想家王充直接在著作《论衡‧治期篇》写道：“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明确写下天上星星之间的移动变化与人间的灾祸无关，这样的说法与自古以来的“天人感应说”背道而驰。

《后汉书》还记载灵帝光和元年（178），任职侍中的韩说精准预测日食。即便在战争频繁的魏晋南北朝，仍有天文学家坚持不懈观察星象。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有三大天文发现，其中两项对于日食观测有深远的影响，尽管他没有制订历法，但隋代的《皇极历》、《大业历》，还有唐代的《麟德历》、《大衍历》、《宣明历》等，皆是在张子信的基础上，改进推算方法制订而成。

从东汉到唐代，中国古代学者在天文观测、演算方面大有突破，可自周代以来的灾异论结合儒家思想，导致大部分的经学家仍坚持原有看法，认为日月食是灾祸、世界是“天圆地方”（盖天说），为此许多天文学家与经学家展开一场又一场的辩论。

不过这些论争到了唐代就戛然而止，因为日食推算技术已获得显著的突破，预测的水平也大幅提升，能够被预测发生时间的日月食，也不再是罕见、神秘又会带来灾厄的现象。

在这样的氛围下，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还用日食推算法，反过来质疑《春秋》、《左传》中的日食记载之真实性。由于汉代以来的历法者皆认为要经过173天以上，日月才会交会一次，可是《春秋》却记载了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皆连两个月发生月食，孔颖达于注疏中直接写：“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于推步之术，必无此理。盖古书磨灭，致有错误”。

唐代经学虽已接受不少天文历算的研究成果，且孔颖达在面对相关天文记载也多选择相信历算而非经书，不过他对于承自周代以来的“灾异论”，仍持正面看法。觉得该学说有其必要性，是教化的辅助手段，用以劝诫人主，不可舍弃。

虽然东汉以来，无数天文学家指出日月食是相当正常的星体运行现象，但从孔颖达的看法中，可以知道至少到唐代为止，儒家的思想根基并未被动摇，因此星星的移动轨迹还是与人世间的灾祸牵扯在一起，深深烙印在历法、礼制与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