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麟

2021年是辛丑牛年。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勤奋坚韧、温和忠厚。牛还是财富的象征，祭祀的供品、氏族的图腾……从中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知，牛的纹饰或造型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比如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镈在其显著部位都绘有牛首兽面纹；商代的酒礼器特别发达，墓葬中还出土过直接以牛为造型的酒器牛形尊与牛形觥等，比如上海博物馆藏凤纹牺觥……本文以中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为例，漫谈中国古代牛形青铜器。

牛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有将牛头作为财富的象征来随葬的现象。殷商甲骨文举世闻名，牛的肩胛骨是占卜刻辞的重要材料。甲骨文的“牛”为象形字，所描绘的是一个正面的牛头形象。两只竖起弯曲的牛角成为区别于其他动物象形文字的主要标志，反映了古代先民在造字过程中抓住了牛最突出的特征。

安阳殷墟是商朝的王都，也是中国考古学起步的地方。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以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发掘最为重要，这里分布有众多的商王大墓。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墓中出土的牛方鼎（图1），高73.2厘米，口长64.4厘米，口宽45.6厘米。虽然体形比起著名的司母戊方鼎要稍小，但是精美瑰丽的纹饰却远胜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王室重器。这件方鼎的口沿有厚实的立耳，长方形的腹部，以及四个粗壮的圆柱足，使得这件器物具有庄严神圣的凝重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腹部正中装饰的牛首兽面纹，牛角的特征非常写实。两侧装饰有伫立状的鸟纹，鸟首有后卷的冠羽，羽毛丰满华丽。在牛角兽面纹的上端还装饰有变形鸟纹和变形龙纹，圆柱足也装饰有牛角兽面纹，以及变形龙纹和三角形蕉叶纹。这些浅浮雕的纹饰之下使用精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体现了商晚期以“三层满花”装饰为代表的青铜艺术的最高水平。

牛方鼎腹部内铸有一字铭文“牛”（图2）

牛方鼎不仅有牛首兽面纹作为主题纹饰，还在腹部内铸有一字铭文“牛”（图2）。相比于纹饰而言，金文的“牛”表现为一头牛的侧面形象。众所周知，鼎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牛也是最隆重的祭祀牺牲。古代文献中称作“太牢”，即牛、羊、猪三牲。根据文献记载，只有王和诸侯才能使用太牢祭祀，卿士和大夫只能使用“少牢”祭祀，即羊和猪两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牛在古代社会的礼仪活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件牛方鼎可能就是商王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时盛放牛牲的礼器。

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首兽面纹镈（图3）

商代的兽面纹是一种抽象风格的艺术，是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兽面纹所表现的凶恶、狰狞的形象有助于在祭祀活动中营造一种神秘、庄严的氛围。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以往大家多倾向于中原中心论，认为商文化不过长江流域。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长江流域不断收获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个认识逐渐得到改变。尤其是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四百余件青铜器震惊世界，表明长江以南的赣江流域有一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土著青铜文化，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流。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牛首兽面纹镈（图3），高31.6厘米，舞长17.5厘米，舞宽11.4厘米。镈是大型的打击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和宴飨活动中使用较多。镈与编钟、编磬组合使用，具有控制节奏、指挥定音的作用。一般认为，镈是根据中原地区的铃为样本设计的一种新乐器。这件牛首兽面纹镈是年代最早的考古发掘品，说明这种乐器诞生于长江以南地区。镈的舞部有环钮可以悬挂，器体立面呈梯形，截面呈椭圆形，平口。鼓部正中装饰有浅浮雕的牛首兽面纹，两侧有蜿蜒向上的体躯。牛角中间装饰的火纹，以及填充空隙的云雷纹都是中原地区流行的纹饰，但是立鸟的钩状扉棱和燕尾纹却显示了长江流域的地方特色。这件镈的牛首兽面纹相比于殷墟纹饰更多了一份写实的风格，两侧竖起的牛耳，以及牛鼻和鼻孔的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赣江流域是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区，但是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器既有中原商文化的特色，又有土著文化的特点，表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从先秦时期已经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