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陕西宝鸡金台区纸坊头1号墓出土的듾伯簋（图8）

周人的祖先名“后稷”，“稷”是一种农作物。由于周人原本为农业民族，在青铜艺术中对牛的喜爱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1981年在陕西宝鸡金台区纸坊头1号墓出土的듾伯簋（图8），高31厘米，口径25厘米。簋是祭祀和宴飨活动中盛放谷物的礼器，根据铭文记载就是盛放黍、稷、稻、粱之器。这件簋的形制非常特殊，高圈足下连一个方形台座，俗称“方座簋”。这是周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不见于商代。簋的内底铸铭文六字“듾伯作宝尊簋”，듾国是在陕西关中地区西部的一个方国。

方座簋的四隅装饰有四组牛首兽面纹（图9）

商人的祭祀重酒，周人的祭祀重食，所以食礼器在西周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许多新的器类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政治制度和祭祀制度的变革，丝毫没有影响到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正如孔夫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件方座簋的腹部和圈足所装饰的兽面纹和龙纹，就是延续了商文化的传统。所以，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上能够看到新旧两种文化的包容与革新，这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方座簋的腹部两侧设有带垂珥的附耳，附耳上装饰有圆雕的牛首，牛角高耸，牛首上趴着一虎作噬咬状。（图9）方座的四隅装饰有四组牛首兽面纹，牛角翘出于器体外，这种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装饰艺术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器铸造工艺。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春秋晚期的牺尊（图10）

春秋时期青铜器作为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开始弱化，新兴贵族已经不满足于礼制的束缚，青铜艺术逐渐向生活化的方向转变。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春秋晚期的牺尊（图10），高33.7厘米，长58.7厘米。这件牺尊为1923年山西大同浑源县李峪村出土，其流传经历非常曲折。先后有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和中外古董商加入到争夺者的行列，上海解放前夕又企图偷运出境终未能得逞。在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这批青铜器统称为“浑源彝器”，被当时人誉为“宇宙间奇诡可喜仅存之物”，可见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要性。

这件牺尊不仅可作盛酒器，更兼有温酒的功能，是唯一具有温酒功能设计的牛形尊。牛背上有三个圆口，前、后两个圆口通向牛腹。中间的圆口是底部密封的容器，用于盛酒。这个设计是利用中间的容器盛放鬯酒，通过前颈和后背的两个圆口向腹内注入热水来温酒，构思非常地精巧。牛首的形象相当写实，双目炯炯有神，在牛鼻子上设有一个套环，反映了当时驯化牲畜技术的成熟。在牛的颈、背、腹、臀部以及四肢装饰有纹饰结构和大小完全相同的兽面纹。这是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模印技术制作的纹饰，大大提高了青铜器制造的生产效率。

1982年在山东临淄商王村出土的错金银牺尊（图11）

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在战国时期迎来了第二次高峰，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各种宝石和金属装饰工艺的盛行，使得这个时期的青铜器炫目多彩。1982年在山东临淄商王村出土的错金银牺尊（图11），高28.3厘米，长46厘米。整体为一个小牛犊的形象，昂首，竖耳，偶蹄。颈部套有项圈，镶嵌十六枚椭圆形银珠，鼓起如铃铛。背部设盖，盖钮为扁嘴长颈的水禽，水禽的颈部反折，喙部紧贴在背上，巧妙的呈现为半环形。牛首和水禽两翅均镶嵌有绿松石，牛的眼球着煤精石，口部左右有错银丝两道，各嵌八枚银质星点，腹部和四足还有以金银丝镶嵌的几何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