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案前因后果的分析，延展到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借由各方关系和力量之间的互动，完成史实的重构，这是一些历史学家喜爱的研究方法。《法政纠结：北洋政府时期“罗文干案”的告诉与审断》即是如此。
张弘
《法政纠结：北洋政府时期“罗文干案”的告诉与审断》 杨天宏
“罗文干案”是发生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大案”“要案”，当时政府众议院的正副议长向大总统举报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在“奥国借款”事件中受贿。由于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华币，同时牵涉多名政府高官，该案史无前例地同时激起政潮、学潮、法潮，堪称近代中国“级别”最高且最具影响的刑事案件之一，其复杂性超乎想象。作者从这一案件的告诉与审断着手，通过事实论述与逻辑梳理，从告诉程序合法性辩证、案件审断与事实原委、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内政外交因素三个方面揭示了“罗案”最终“了犹未了”所表现出的法政纠结性。
民国肇建之初，北京政府向奥地利银行团借款，该银行团通过在债券市场发行中国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计475万英镑，借与中国，其中231万镑被指定购买奥国军舰及武备。合同执行后，截至1915年底尚有到期应还本金123万镑未还，财政部于次年6月与奥银团商订展期合同。后因欧战爆发，中国对德、奥宣战，奥款本息停止支付，中国所购军舰等亦未交货。战后持票人代表暨意、法两国公使多次催促中方履行合同。财政总长罗文干遂与当事银行接洽，以抛弃定金62万镑为前提，将前订合同中的购货合同取消，核结欠款总数577万余镑，于1922年11月14日签订期限十年的展期合同，是为奥款新展期合同。该展期合同签订后，华义银行副经理徐世一持证据揭发罗文干受贿等情。国会以国家利益严重受损，酝酿查办，经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面见总统揭发，总统令京师警备厅将罗逮捕，震惊朝野的“罗案”由是发生。
罗案发生后，因保、洛军阀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干预，罗文干曾两度进出囹圄，但检察厅最初做出不予起诉的处分决定。国务会议对此不满，通过了教育总长彭允彝提出的“声请再议案”，罗文干因此再入看守所并在检厅续行侦查后以受贿及诈财图害国家利益罪受到起诉。然而，由于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交互作用，京师地方法院最终做出被告无罪的法庭判决。检厅方面不服判决，曾提起上诉，但随着政局变化，“最高问题”即总统选举提上日程，直系内部关系也因“反直三角同盟”逐渐形成而被迫修补，外交压力也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检厅宣布撤回上诉，罗案遂以原告败诉从法律上宣告了结。
《宋案重审》（尚小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认为，百年来，有关宋教仁案研究首要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本书彻底纠正了这一偏差，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并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最终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宋案一系列谜团。此前，人文学者张耀杰在《喋血枭雄：改变历史的民国大案》一书中认为，陈其美有重大嫌疑。但尚小明在《宋案重审》一书中认为，陈其美和洪述祖不认识，袁世凯与宋案前后的环节有关，而刺宋案的主谋为洪述祖，执行者为应夔丞。
洪述祖和应夔丞为什么要刺*宋教仁？书中揭示，宋案发生之前，洪述祖和应夔丞骗了袁世凯五万块钱，他们尝到了甜头。洪述祖说，应夔丞可以搞到构陷“孙黄宋”（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东西，再次向袁世凯要钱，袁世凯要求他先把东西拿来，再说钱的事。结果洪述祖发现，应夔丞是在骗他，目的是空手套白狼，再骗30万块钱。洪述祖没办法向袁世凯交代，袁世凯才嘲笑他不干实事。于是，洪述祖马上告诉应夔丞，拿不到材料的话就趁机下手刺*宋教仁——因为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威胁到袁世凯掌握权力，一旦真正实行，就是国民党人掌权，袁世凯不掌权，像洪述祖这样依靠袁世凯的人就失势了。于是，他们揣摩上意，不料帮了袁世凯一个倒忙。
宋案发生后，黄兴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孙中山等主张武力倒袁，并最终走向“二次革命”。尚小明认为，袁世凯在宋案发生后，帮助洪述祖潜逃青岛德国租界，阻止赵秉钧出庭对质，阻断了国民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希望。此外，袁世凯在舆论上实施压制，在军事上又开始派军队进入长江北岸，因为国民党的势力主要是在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因此，“二次革命”实际上是一次被迫发起的革命。
1935年11月13日，30岁的女子施剑翘在天津刺*孙传芳后，拨通警察局的电话自首，1936年8月13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7年监禁。1936年10月14日，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中华民国最高法院随即下达特赦令，将施剑翘特赦释放。《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林郁沁，江苏人民出版社）围绕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作者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并激发同情，是因为它与性别规范之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孰轻孰重以及国民党政府扩张威权统治等更大的社会性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这次审判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挑战民国之政治权威这一更大问题。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