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深受观众同情喜欢的女性无疑都是传统贤妻良母型的，温柔多情，但“红颜薄命”，心地善良却命运多舛，她们逆来顺受、低眉顺眼，但又有着内在的坚韧和坚强，被看成是鲁迅先生赞许的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这样的形象打造自然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需要，是观众“共情”、同情、悲剧净化、生化等观赏心理和审美情感表达的需要。似乎什么苦都得让她经受，什么样的“痛”她们都得隐忍，这才能唤起观众的共情共鸣，这无疑是典型的大众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有效策略。虽然这样的“女性形象”，也许不够具备现代女性气息，极易引起现代女性的反感。

在朱大可当年这篇锐气四溢、惊世骇俗的文章中，他不仅批评了谢晋电影女性形象的封建性，还揭示并同样批判了谢晋电影的“俗文化”本质：“正如一切俗文化的既定模式那样，谢晋的道德情感密码又总是按规定程序编排，从中可分离出‘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善必胜恶’四项道德母体”，还认为中国导演“养成了一种标准 ——好莱坞式的审美眼光和习惯，但只是由于谢晋的出众才华，好莱坞之梦才在中国获得圆满的再现。也正由于此，谢晋模式被无法抹擦地烙上了俗电影的印记”。

但平心而论，也许在激情洋溢，追求现代性的上世纪80年代，朱大可这样的既反叛传统又拒绝商业主义的，颇具先锋锐气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到了90年代，到了现在的新世纪、新时代，因为保守主义回潮，国家化的主流，呼唤传统则似乎成为理所当然。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类型，电视剧所最后折衷达成的文化取向可能是最为世故、普泛（普适性）、“共同”的，也可能是最为浅表的，批判性、先锋性锐气可能不应该是强调的。而无论是《渴望》还是《人世间》，其老少皆宜，尊重（或者说讨好）观众的策略，“俗”则“俗”矣，但“俗”又何尝不可？

当然，即使是不说这些方面，《人世间》中的郑娟的女性自主意识相较于《渴望》中的刘慧芳还是有进步的。

不管怎样，当身患癌症不住院治疗而鞠躬尽瘁于解决“光字片”群众住房问题的好干部周秉义，竟被人横加污蔑时，一向隐忍的郑娟竟然当场给了那个人一记耳光。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6]

也许，正是这一记耳光，很大程度上凸显了郑娟形象的时代性，决定了郑娟与刘慧芳的不同，表征了时代的进步和女性意识的自觉。

毕竟，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注释：

[1] 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2] 陈旭光《大众、大众文化与电影的“大众文化化”——当下中国电影生态的“大众文化”视角审视》，《艺术百家》2013年第3期。

[3]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4]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0、11页。

[5] 见张铭堂《谢晋电影之谜》，收入《论谢晋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55页。

[6]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作者简介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广电与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影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会长。《影视艺术》执行编委。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课题“影视剧与游戏融合发展及审美趋势研究”首席专家。

（本文2022年4月28日首发于北京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微信公号，作者授权《影视风向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