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史料的有限，关于宋代来华定居开封的犹太人具体从哪里而来、经由的是陆路还是海路，一直众说纷纭。再次分析开封犹太教寺院三种明清碑刻中时代最早的明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记》所载的“进贡西洋布于宋”，特别是宋元时期及明初的“西洋布”产地及集散地和“西洋”的地理位置均以印度南部最为可能，并结合北宋前期以后对外交通的通道转入以海路为主，晚清西方人记录下的开封犹太人长相与印度西南部科钦（Cochin）的犹太人有一定的共性且科钦为印度南部犹太人的重要聚居地，本文认为开封犹太人以北宋后期自印度西南海岸经由海路入华的可能性为最大。或许我们还可以把宋代入居开封的犹太人看做是东航来华的印度西南海岸的多民族海商中的一支。
开封犹太人自宋代入华，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是中国历史上外来侨民的突出个案，备受中外学界关注，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关于其来源以及经由的陆海丝绸之路的通道却是众说纷纭。
本文将重新分析开封犹太教寺院的明代弘治二年碑《重建清真寺记》中“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进贡西洋布于宋”的记载，结合宋代与海外国家关系的一般情况、印度犹太侨民聚落的一般情况，并补充20世纪上半叶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中国犹太人》（Chinese Jews）一书中开封犹太人形象速写与印度西海岸科钦（Cochin）旧犹太人照片的比较，认为宋代开封犹太人最有可能来自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今喀拉拉邦（Kerala State），时间则在北宋后期。以此为基础，本文还试图联系晚唐至北宋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从东西方海舶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一带交易，到突破这一限制的变化，说明犹太人入华正处于印度洋区域的海舶直接来华之初，自有其独到的历史意义。
有关开封犹太人的史料非常有限，本文所论，难免揣测悬想，或许能够在开封犹太人这个中外关系史上的知名个案的研究方面略有一点点推进，衷心希望得到指正。
一、关于宋代开封犹太人的来源的不同学术意见
关于开封犹太人入华问题的早期研究状况，可以参看潘光旦先生《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一书，书中归纳了研究者关于犹太人入华的不同说法（其实主要针对开封犹太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归纳的意见，从来源地来说，有波斯、印度二说；从来源方式来说，有陆路、海路二说。
一、波斯说。证据是：1、开封犹太人的经文是波斯体的，夹杂着一些波斯字，乃至是用犹太和波斯混合方言写出的；2、写经用的纸张是波斯产的；3、日常生活中用波斯的词汇；4、寺院的构造不是西方的犹太教寺，而是闪米底的米克达希（mikdash）式，而在波斯，这种形式通行已久；5、宋代之后开封犹太人还常和“西域”有往来，就是指有人在中国、波斯之间往来。潘光旦先生认为：“有到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肯定，开封教人中，至少总有一部分是直接从波斯来，而直接或间接进入开封的。”
二、印度说。波斯说的事实证明比印度说多些，主张的人也多些。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主张开封犹太人是宋代从印度带了贡品来的，而且走的海路。佳富（L. C. Goodrich）认为中国犹太人中，有若干成分可能是交趾（误译，当作科钦）犹太人的后辈，并且这种犹太人当初可能以贩卖棉织品做专业的。印度说的证据是：1、《弘治碑》“进贡西洋布于宋”，印度，尤其是西南部，是种棉、织棉最早的地域，从唐代到宋末元初棉布极稀罕，才能成为贡品。潘光旦先生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贡品’的产地就是阿拉伯海沿岸的印度，而携带‘贡品’的那部分犹太人是从这地带的口岸直接来的，可能是交趾，可能是交趾北边或南边的另一些口岸。”2、阿拉美文（Aramaic）是犹太人经典《旧约》的一部分的原稿的书写文字，这种文字出现在中国西北，有可能是被进入中国的印度西北的犹太移民带来的，随之而来犹太教也进入中国。潘光旦先生对犹太人带来阿拉美文进入中国表示怀疑。
三、陆路说。汉代开辟陆上丝绸之路，走这条路的丝商中一定有不少犹太人。宁夏有过犹太人定居，无疑是从陆路来的，开封的犹太人里的一部分也很有可能是这样来的。
四、海路说。海路的开辟，“大食蕃客”的贡献为大，其中也包括不少的犹太人。
潘光旦先生基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提出的开封犹太人来自印度、走海路和佳富（L. C. Goodrich）提出的至少部分中国犹太人可能是交趾（误译，当作科钦）犹太人的后裔，倾向认为开封犹太人主要来自印度西部阿拉伯海岸，动身的口岸为北面的孟买扣拉巴（Kolaba）一带或南面的故临（Quilon）。并补充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故临集中了世界各地的商人的记载，《岭外代答》关于故临有大食蕃客寄居、中国商舶要往大食一定要先到故临的记载，认为“大食蕃客”里一定有犹太人，中国商人可以去故临，故临的犹太商人也可以来中国。又补充了北宋时期印度西南的注辇四次来中国朝贡的记载，认为开封犹太人搭的是这一类贡使的船，或者他们都搭的商船。他关于开封犹太人来源的最终意见是：“但就开封犹太人说，主要的一部分是从印度西南部走海路来的。”
略可补充的是陈垣先生的说法，他倾向于从印度海道入华：
至其移住时之或由海道，或由陆路，虽无可考。然弘治、正德两碑，均言出自天竺。细察其经卷，有似波斯体格之书法，又有似波斯制品之丝纸，宁波有经，维扬有经；当是时东西海舶已通，其途径与波斯贾胡之出波斯湾经印度洋而至中国东南各省者极相类。西人谓吾国河南、江苏等风俗，有极类犹太人者，如结婚之旧仪，及衣料中不以毛类与棉麻等物相杂，实为犹太族之习惯。又江苏徐州属有亚当夏娃之庙，亦似与犹太人有关系。更证以弘治碑贡西洋布之说，则谓为由海道而来，较有根据。然当回教据巴勒斯坦后，犹太人之散居于印度及中部亚细亚者，所在多有，证以宁夏金氏，代有闻人，则谓其循天山南路而来，亦非无说。
比较新的综合意见，可以参看中国犹太人研究专家李渡南（Donald D. Leslie）的论述。他在《中国犹太人的存续：开封犹太人社区》一书中专设一章——第二章《开封社区的开端（The Beginning of the Kaifeng Community）》讨论相关问题，主要介绍了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在不少地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关于开封犹太人的来源地或起源，第二节关于他们到达中国的路线，第三节关于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其中第一节相对介绍得比较详实一些。第一节又分别从明清碑刻及晚期天主教传教士信件中的“天竺”和“西域”的内涵、开封犹太人希伯来文文书的语言、开封犹太人的内在信仰和风俗三方面具体介绍。第一节第一小部分，李渡南指出碑刻中的“天竺”指印度，这是学者都接受的。又说“天竺西域”为“印度的西部地区”，这一介绍似乎并不可取，碑刻中的“天竺西域”应该是复指的用法，“天竺”大略等同于“西域”。他还说“不太清楚这些（碑文）的片断是指宗教的起源地巴勒斯坦（Palestine），还是最初到达中国的那批犹太人，抑或是指开封的犹太人社区自身”，确实碑文中的措辞给人不够明朗的感受（相关碑文请见后文表一所引），但是在最早的弘治碑中，其实语义是比较明朗的，可以理解成是来到开封的犹太人出自天竺。又指出相比“印度”来源，耶稣会士的信件则强调“西域”，其中Domenge、Brotier等人又认为“西域”就是波斯。第一节第二小部分，李渡南首先指出开封犹太人希伯来文祈祷文等文书中出现的犹太-波斯词汇和短语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新波斯语几百年来是印度、中国沿海的族际共通语（lingua franca），南印度等地的希伯来文材料中都发现过犹太-波斯语成分。还指出有限的波斯成分的发现的语言学分析，很难估计其价值。引述了犹太-波斯语专家Elkan Adler的意见——祈祷文开头的波斯语是布哈拉方言、布哈拉的犹太人移居到中国很快丧失了和母国的联系和Joseph Wolff的意见——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犹太人被窝阔台所驱逐而大量移居中国之后，李渡南认为这可能指更晚时期犹太人向东方移动。接着李渡南提出分析他们来源的一个可能的线索——Nikud（元音点）细节的分析，并引述Norollah的观点，波斯语词汇的元音点根本不支持印度起源，波斯词汇印度发音的特别之处即发音更宽，特别是经常用o替代a，并不见于开封犹太人的手稿中；Norollah还提出可能来自两个小镇Gulpaigan和Khonsar，或者呼罗珊省的看法。第一节第二小部分，李渡南认为内在信仰和风俗不足以得出结论。指出Elkan Adler提出开封犹太人崇拜仪式源自波斯，但是实际上和12世界犹太哲学家Maimonides以及也门的祈祷书接近，而与现存的波斯祈祷书不同。在第二节李渡南先简单介绍伯希和、沙畹、劳费尔、Löwenthal、Goodrich等人海路来华的看法和犹太学者陆路来华的看法，指出唐宋时期海路繁荣而陆路在那个时代使用较少。接着指出碑刻没有给出线索是从中国的哪个地方到开封的，相反地，却暗示了他们是直接到开封的。第三节提到伯希和等学者把1163年建寺的时间当作犹太人到达开封的时间，提到劳费尔所认为的因为1126年宋朝不再控制开封所以应在1126年之前到达，还涉及不同时期的碑刻中的“寺”与“祠”是否指同一处地方、弘治碑记载的元代重修的“古刹”是否另外有所指等问题，指出没有其他证据说明1163年前开封有另外一处犹太教宗教崇拜场所。
此外，荣振华、李渡南《中国的犹太人》第一章《导论》第三节《中国犹太人简史》出自李渡南的手笔，其中讲到：
任何书中都未曾讲到开封犹太人，但唯有该城的犹太人集团幸存下来并留下了重要档案。所以，我们对中国犹太人所知道的一切几乎一概由此而来。据碑刻记载，这批人是于宋代（960-1280年），很可能是于1127年之前到达该城的，那里当时是中华帝国的京师。他们的主祈经书中的礼拜仪式、他们的哈加达（Haggadah，本意为“宣讲”）以及《五经》（Pentateuque）最后几节的题跋都是用犹太——波斯文写成的。但对此相信与不相信则无关紧要，因为当时的波斯语是亚洲大部分地区使用的混合方言（Lingua Franca）。我们现在尚不知他们自海路（从也门或波斯湾到达印度），还是自陆路（从波斯到阿富汗和中亚）而赴中国的，这两条交通路线在唐代和元代是自由通行的，但在敦煌和宁夏也存在有犹太人经过的遗迹。
辛辛那提的希伯来人集体收藏有一大套于1850年和1857年间在开封获得的中国犹太人的主祈经。这些经书与也门犹太人始终沿用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12世纪人）信徒们的礼拜书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然而，他们希伯来语的方式则更与波斯人或与巴比伦人相似，而不是与也门犹太人近缘。
他的意见是难以判断开封犹太人的来源。之所以难以判断，原因显然就是上引文中一方面叙述的陆路和海路两途都有可能，和另一方面叙述的开封犹太人宗教文化渊源上的矛盾之处。除了上引的总体的判断，书中还有细节的叙述中也涉及同样的主题。
二、宋代开封犹太人的来源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探讨宋代开封犹太人的来源，有两种方式：第一，开封犹太人自身的叙述，但是自身的叙述也未必就是历史事实，最终仍需要研究者判断。第二，开封犹太人使用的经卷、礼仪等宗教文化方面的特征，当然也需要研究者予以判断。
关于前者，有开封犹太教寺院三种明清时期的碑刻的直接记载，有明末以来耶稣会士的间接记载。碑刻的记载尤为关键，值得再作一些分析。
上引三种碑文，非常明显的差异是第一种碑刻记宋代来华，而后两种碑刻则分别记汉代入华与周代入华。对此，学者多有注意者，陈垣先生则力证“开封犹太族非宋以前所至”。比较三种碑刻的三种说法，碑刻的时间越往后而有关开封犹太人入华的时间却往前追溯，正可以说明后面两种说法仅仅是为了年代久远的追述的需要而实际上并没有根据的同时，反而更能说明前一碑叙述的可信。正德碑将宗教来源转化为种族来源，也反证开封犹太人出自天竺。
弘治碑明确记载犹太人因为向宋朝进贡而入居开封。宋孝隆兴元年癸未（1163年）初建寺院，当金大定三年。当金朝时仍用南宋纪年，陈垣先生解释是“或犹有正统之成见”。从初建寺院在北宋亡后不久，可以估计建寺之前不太久的时间入华，那么以北宋后期达到开封的可能性为最大。
明弘治碑提供的另外一个有助于讨论开封犹太人具体来源及入华通道的信息是“西洋布”。
“西洋布”问题，涉及到“西洋”这一地名所指和“西洋布”这一物品所指及其产地，通常可以认为“西洋布”产于“西洋”。陈高华先生将《中庵集》所载《不阿里神道碑铭》与《元史》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得出“西洋国就是马八儿国”的重要结论。刘迎胜老师曾深入讨论过“西洋”以及“西洋布”的相关问题。他在《“东洋”与“西洋”的由来》一文中指出“宋元时代‘西洋’的概念已经广为使用”；接受陈高华先生的观点，他也认为“（《不阿里神道碑铭》提到的）‘西洋’国就是位于今印度东南岸海的马八儿国（Maʻabar）”；还指出“（《岛夷志略》中的）‘西洋’应当都是指马八儿及其周围地区。《岛夷志略》中还多出提到‘西洋布’或‘西洋丝布’，这种‘西洋布’与《真腊风土记》中所记‘来自西洋’的布，应当都是马八儿一带出产的纺织品。”其中也提到弘治碑记载的开封犹太人进贡西洋布的问题，认为就是《岛夷志略》中的西洋布。刘迎胜老师又在《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一文中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元人所撰《岛夷志略》以及《异域志》中的“西洋”，认为指包括马八儿、俱蓝（古里）在内的印度南部地区。同时也更为详细地探讨了“西洋布”，认为是印度南部出产的纺织品。万明先生认为“西洋”一词在元代出现并确定下来。元初人对于“西洋”有两种认识：一种指马八儿国，是一个具体的朝贡国；另一种是沿海地区出现的一种“小西洋”的观念，是一个地理区域，包括东南亚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一带诸国。元末，“西洋”一词有所变化，一是“西洋国”指代印度南部沿海国度；二是“小西洋”已不见载记，“西洋”的地理区域业已西移至印度南部沿海。从开封犹太人碑刻的语境看，其中“西洋布”一词中的“西洋”，以一个比较宽泛的地方的可能性为大。至于开封明碑记宋代史事提到“西洋布”是否能够说明宋代已经有“西洋布”、“西洋”一类的词汇的存在，当然不能给出完全肯定的回答。在“西洋”一词的讨论中学者早有所引述的南宋末年平话《金虏海陵王荒淫》中的“西洋国”确实不能够作为证据，因为同时还出现了“缅甸国”，这是在宋代文献中完全不见的；而《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蒲甲宋末“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也不能作为宋代乃至五代“西洋”一词已经存在的有效证据，一则《西山杂志》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二则“西洋转运使”作为职官名也不符合宋代的惯例。不过，从元代“西洋”、“西洋布”一类概念已经普遍使用来看，宋代已经存在“西洋布”这一词汇是十分可能的。
印度是印度洋地区早期棉布的重要产地，早在公元前五千纪已经进行棉布的生产，早在古典时代棉布也已成为印度和以西地区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一部研究10-13世纪西部印度地区贸易的著作，把棉布作为这一地区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诸蕃志》记印度西南海岸地区的南毗国及其两个属国均出产棉布，并用于出口。南毗国“土产真珠、诸色番布、兜罗绵”。属国之一是胡茶辣国，“土产青碇至多，紫鑛、苛子、诸色番布，每岁转运就大食货卖”；其二是麻啰华国，“产白布甚多，每岁约发牛二千余只駞布，就陆路往他国博易。”上述番布、兜罗绵，均为棉布的种类，《诸蕃志》载：“吉贝树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轴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辑绩，为之为布。最坚厚者谓之兜罗绵，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或染以杂色，异纹炳然，幅有阔至五六尺者。”“诸色番布”应该就是“染以杂色”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和柔克义（W. W. Rockhill）的《诸蕃志》英文译注本中，引用了《马可波罗行纪》Guzerat产棉花的记载，认为诸色番布可能就是印花棉布（Chintzes）。当然，《诸蕃志》并未用“西洋布”的名称。《岛夷志略》记到了“西洋布”，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岛夷志略》中并未记载到西洋布的产地，只在无枝拔（即满剌加）、淡邈（今马来半岛北部西岸峡江内）、古里地闷（今帝汶）、须文答剌（今苏门答腊三马郎伽Samarlanga）四地贸易之货中列出西洋布（西洋丝布）。刘迎胜老师上文引及《西洋番国志》“古里国”条关于古里国西洋布的记载，也说明《瀛涯胜览》“古里国”条有同样的记载。此条记载非常重要。《瀛涯胜览》“古里条”载：“西洋布，本国名奢黎布，出于邻境坎巴夷等处，每匹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卖彼处金钱八个或十个。”这种长幅的一整块布，今天仍为印度妇女最主要的服饰，称作莎丽（Sari），通常长5.5米，宽1.25米。莎丽的尺幅和《瀛涯胜览》中的西洋布十分接近。按古里在今印度西南海岸卡里卡特（Calicut）。关于坎巴夷，冯承钧先生注：“昔Koyampadi，今Coimbatore”，向达先生在《西洋番国志》中注：“旧谓今马打拉萨省之Coimbatore，古名Koyampaeli。按今当即Cambay”。Cambay（今译坎贝）在今印度西海岸孟买再往北处，《瀛涯胜览》记古里之西洋布“出于邻境坎巴夷等处”，本有多地生产，并且都称之为“邻境”，应该都相去不太远，作Cambay似不确。而今图Calicut往东确有一地名Coimbatore。按《瀛涯胜览》“古里国”条开篇记：“从柯枝国港口开船，往西北行，三日方到。其国边海，山之东有五七百里。远通坎巴夷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北边相接狠奴儿地面。”柯枝，今科钦。《西洋番国志》“古里国”条所载略异，但更好理解：“从柯枝国开舡往西北行三日可到。其国边海山远，东通坎巴夷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北临狠奴儿国。”据《西洋番国志》，则坎巴夷国在古里国东，似乎更好理解，也符合“邻境”的描述。根据地形，《瀛涯胜览》的记载可以估计为古里东部有山五、七百里，跨过此山则为坎巴夷国。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古里国的西洋布出自其附近诸国，也就是主要产于今印度西南海岸一带。此外，《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又称古里国为“西洋大国”。综合看来，“西洋布”已成为一个品牌，未必都是“西洋”一地所产。也可能从“西洋”出航，特别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更东面的地方出航的缘故。更何况，元代的西洋，可以专指印度南部东海岸的马八儿，也可以泛指印度南部东西海岸，宋代的西洋也可能是这样的含义。
还需要说明的是，“西洋布”这个名称一定不是西洋布原产地的名称，而是中国人给与的名称。说开封犹太人进贡西洋布，是中国人对于他们进贡物品的描述，也为开封犹太人的后裔所接受。《瀛涯胜览》记到古里当地所称的名称为“奢黎”，这个名称的语义以及词源，似尚未有学者予以解释。在Hobson-Jobson 一书中列有“Shalee, Shaloo, Shella, Sallo, &c”这个词条，并解释到：“后两个在古老的作品中用作棉织品的名字；前两个（莎士比亚和Fallon称sālū）有着类似的用法，指一种柔软的斜纹棉织物，土耳其红色，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所谓的Shaloon。”“奢黎”读音和Shalee完全一致，应该同源。可知西洋布确实是一种棉布。这本词典解释的是从印度进入英语的一些词汇，Shalee应是印度当地词汇。《瀛涯胜览》的记载也可以与之互证。
从西洋布的信息看，开封犹太人很可能来自印度的西南海岸。
锁定开封犹太人系北宋后期入华，很可能来自印度西南海岸，便可以结合北宋与海外国家交往的总体状况来进一步考虑入宋通道的问题了。
因为北宋立国形势的影响，北有辽国而西北有西夏（1032年建立），此后陆路上与西域的交通总体是受阻的。北宋末年蔡絛的笔记《铁围山丛谈》就说到：“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蛮，罕所通道。太宗时，灵武受围，因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由海道来。”这一记载，可以得到《宋会要辑稿》的证实。《宋会要辑稿·蕃夷·大食》载：
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比来皆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出入。望申旧制，不得于西蕃出入。”从之。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是，恐为西人钞掠，故令从海路至京师。
大食可以从陆、海两途入宋，因为陆路受阻仍以海路为首选，则印度南部地区濒海的优势条件，更以海路入宋为常态。因此，从北宋政权对外交往的基本态势来考虑开封北宋犹太人的来源，也以来自海路的可能性为大。南海国家来北宋进贡，先从海路到广州或泉州，再转达开封的记载很多。南印度东南海岸的注辇，《宋史》记其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天禧四年（1020年）、明道二年（1033年）、熙宁十年（1077年）四次入贡。大中祥符八年的一次，国主“既闻商船言，且曰十年来海无风涛”，使者“离本国凡一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天禧四年的一次，使臣到广州而病死；明道二年的一次，使者“自言数朝贡，遇海风而不达”。显然都是由海道而来。而大中祥符八年、明道二年、熙宁十年三次入贡，使者都到了开封。入贡的犹太人要在开封定居下来，也是很方便的。不过多数来华的蕃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多定居在广州和泉州，看来入贡犹太人之定居开封还是有一定特殊性的。
总之，从碑刻的直接记载看，开封犹太人以北宋后期自印度西南海岸经由海路入华的可能性为最大。
至于明末以来耶稣会士的记载，如骆保禄（Gampaolo Gozani）书信中说到的汉代到达中国，来自西域。基本上可以肯定都出自上述的碑刻。
明代后期利玛窦（Matteo Ricci）通过开封犹太人举人艾田得到的信息，则是“这些犹太人进入中国已有五六百年了”。从明代后期的1600年上推500-600年，则为公元1000-1100年，在北宋范围之内，看来在明代末年的开封犹太人知识分子中，还是认为他们在北宋入华的。
三、宋代开封犹太人来自印度西南海岸进一步证明
明代后期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有过直接的接触，他在对他们的长相上的特征，有如下的记述：
他（按指犹太人艾田）的鼻子、眼睛和相貌都和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是否有可能找到有关开封犹太人体貌的材料，并和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的体貌进行一定的比较呢？
20世纪上半叶长时间活动在河南并担任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加拿大人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对开封犹太人有着特别的关心，在他所著《中国犹太人》（Chinese Jews）一书中提供了多幅开封犹太人的照片和形象速写，其中有两幅出自1851年的《插图伦敦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作为比较，下图选取了其中的一幅。印度西南海岸的科钦（Cochin）旧犹太人的照片，则在较早的《犹太百科全书》中可以查到，选取了其中特征性比较鲜明的一幅。1891年科钦有1142名犹太人，区分为两个人群：其一为白色皮肤的，像欧洲犹太人一样白；其一为黑色皮肤的，比前者黑，但不像黑人那样黑。科钦白犹太人（the White Jews）有五十个家庭，分为六个家族，其中最早的据说是1219年从Cranganore移居来的。科钦黑犹太人有三百个家庭，到达的时间则要早得多。所选一图，注明了为黑犹太人。
二十世纪初年，印度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聚居地是孟买（Bombay），但是可以追溯的历史上最早的犹太人聚居地则在科钦一带。《科钦犹太人史》（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Cochin）一书的第一章《早期状况》（The Early Centuries）为我们描述了葡萄牙到来之前印度西南海岸喀拉拉地区犹太人的基本历史状况。比较图一，可以发现开封犹太人和科钦犹太人在头部特征方面至少有四个共同点：1）额头较高，2）鼻梁较高，3）后脑较凸，4）下颌较长。共性还是比较突出的。
此章讲到早在罗马时代就有可能有犹太商人到达印度海岸，但是犹太商人频繁地使用海路到达印度海岸要晚到公元11世纪的后二十年。犹太人定居在印度南部，据传说在公元一千纪的前半叶。基督教方面比较可信的说法则不晚于公元4世纪，是关于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情况。更为明确的反映Kerala的叙利亚基督徒和犹太人联系的则是公元8或9世纪的铜板上的铭刻。关于Kerala犹太人定居状况更为丰富的信息来自15世纪末葡萄牙人到来之前的旅行家的记录。所记各地如下：1）Kawlam（今日Quilon奎隆），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称此地是一个高贵的城市，盛产胡椒，伊本·拔图塔称此地的商人极其富有，12世纪的Benjamin of Tudela直接记载到此地生活着“大约一百犹太人。当地居民都是黑色的皮肤，犹太人也同样如此。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和hakakhah（犹太法典）”，13世纪的马可波罗也说到“这里的居民是偶像教徒，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和犹太人。”2）Kunjakari，伊本·拔图塔乘船从Calicut往Kawlam的第五天到达，位于山上，这里生活着犹太人。此地大约被认为是Kanjriapuzha河一带，在Chennamangalam岛东边，那里有一个很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地。3）Flandrina，Calicut北面20英里处的一个港口，也被称作Fandarayna，现在已经消失，13世纪时的居民有犹太人、印度人和穆斯林，伊本·拔图塔描述中国船在此过冬，同时代的另一个旅行家Oderic of Pordenone称这里有一些犹太人和一些基督徒。4）Maravel（后来称作Madai），葡萄牙人的时代称为Morave，16世纪Duarte Barbosa称此地犹太人已经居住了很长的时间。18世纪Cochin的荷兰统治者说除了Madai还有Plur和Paluttu都生活着犹太人。关于重要港口Calicut犹太人的情况，则我们尚不知。5）Cyngilin（Gingalah, Zinglantz, Shinkli，当地犹太人传统中称Shingli），Kerala的犹太人中心，穆斯林作家说靠近Calicut北面的Flandrina。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Shingli即是Cranganur郊区的Thiruvanchikulam。Cranganur位于Cochin北面20英里处，被认为就是Muziris，早期这里是良港。13世纪的作家说Shinkli主要的居民是犹太人。Benjamin of Tudela说在Al- Gingalah有大约1000犹太人。传说记载Cranganur及其附近最辉煌的时候又不少于18座犹太教堂和学习屋。Cranganur东面3英里的村庄Chennamangalam(Shenut)，今天仍在废弃的犹太教堂之外矗立着墓碑，铭刻的时代为1269年，是印度最古老的希伯来文文本。1341年海水入侵Cranganur，导致位于Periyar河口的港口淤塞，迅速改变了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同时造就了位于位于河口南边的Cochin的良港。这对犹太社区产生了迅速而持久的影响。当Cranganur的犹太人开始缓慢衰落时，Cochin的犹太人则注定要兴起至繁荣。Cochin犹太人的数量一定会快速增加。1345年Cochin市场的犹太教堂已经建成，但并非这一地区最古老的犹太教堂。位于Cranganur和Cochin之间的Parur犹太教堂见于1164年。
总之包括科钦在内的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是印度主要的犹太人分布区。十二世纪西班牙犹太人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的游记，相当于是犹太人入居开封同时期的记载，值得再作些观察。本杰明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状况非常重视。——这倒是有点像穆斯林伊本·拔图塔的行纪中对各地的穆斯林状况尤为关心。本杰明的游记记到印度犹太人的时候，主要记了奎隆的情况，称有几千以色列人（前引《科钦犹太人史》作一百）。稍晚一点14上半叶的大旅行记伊本·拔图塔曾在德里苏丹处任职，在印度活动了比较久的时间，古里、俱蓝、马八儿等地都曾游历，但他的游记中关于印度犹太人的状况，只记到了印度西南海岸马拉巴尔地区（Mulaibār）的一个城镇Kunji-Kārī（前引《科钦犹太人史》作Kunjakari）有犹太人居住。凡此，足以说明在宋元时期，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聚落是最为知名的。则北宋末年从印度移居开封的犹太人以出自此地最为可能。
四、从唐宋间东西方海上贸易方式的变迁看宋代犹太人来华并定居开封之历史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宋代的语境，观察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联系，并由此观察南印度犹太人通过海上通道入居中国当时的都城开封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北宋时期南印度东海岸的重要国家是前面已经涉及到的注辇国，南印度西海岸则为南毗国。《诸蕃志》专门列有南毗国一条，是中国文献中最早对此国的系统记载。南毗国的具体位置，似以Calicut（明代之古里）最为可取。《诸蕃志》“南毗国”条载：“故临、胡茶辣、甘琵逸、弼离沙、麻啰华、冯牙啰、麻哩抹、都奴何、哑哩喏、嗷啰啰哩皆其属国。”关于南毗属国的地位，自1911年两位西方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和柔克义（W. W. Rockhill）将《诸蕃志》英文翻译并详细注释以来，中国学者冯承钧、杨博文、韩振华和日本学者藤善真诚都有所论述，但是仍以夏德和柔克义的意见为讨论的基础，大抵以为南毗属国自印度西海岸最南端到最北端接近印度河流域的地方。笔者近来对此又略作讨论，则认为大致在印度西南海岸的克拉拉地区（Kerala State）及邻近地区。
晚唐时期黄巢起义在广州时大量屠*侨居在广州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导致“从尸罗夫（Sīrāf）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引起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发生一大变局，原先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直接航行贸易，改为双方在马来半岛西海岸的个罗（Kolah）进行交易，公元10世纪阿拉伯作家马苏第（Maʻsūdī）的《黄金草原》一书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记载。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贸易的中间地点包括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一带。唐宋之际则是恢复期，宋代海外交通的繁荣实质是在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直接的海上交通中断之后的恢复。南毗国作为宋代南印度最重要的国家，正经历从晚唐到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格局的变化，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诸蕃志》“南毗国”条载：
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啰、达弄、三佛齐，用荷池缬绢、甆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
吉啰即个罗，达弄也在马来半岛西岸。南毗国的船要到吉啰、达弄、三佛齐进行交易，“商人就博易焉”一句充分说明了马来半岛、三佛齐在载的苏门答腊岛在东西海上交易中的中间位置。
《诸蕃志》同条有关“故临国”载：
每岁自三佛齐、监篦、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大食人多寓其国中。
大意应该是从故临发船到三佛齐、监篦、吉陀等国，这样更好理解一些。吉陀，一般认为在今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Kedah）州一带。而个罗也被认为在马来半岛西岸，或谓在槟榔屿（Penang Pulau）之南，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其名称也便遗留在吉打一名之中。从《诸蕃志》“南毗国”条、“故临国”条的记载可见其在南宋初年之前仍然受到晚唐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进行中转贸易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在宋代，南毗突破了原先的航行限制，直接航行中国，甚至南毗蕃商还定居在了泉州。《宋史·外国传》“南毗国”条载：
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
“番舶”应该理解成下番的中国船只。认为南毗“最远”是从宋朝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晚唐以来中国船只大约只到马来半岛以及苏门答腊，所以南印度区域对于宋朝而言是很远的了。而《诸蕃志》“南毗国”条则载：
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今居泉之城南。
虽然两种文献有同源的关系，但是《诸蕃志》缺少了“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关键的一句，因此表达的主要内涵差异不小。据《宋史》，则交易格局的转变是从南毗人到泉南居住开始的。如此，则关于开封犹太人，似乎也约略可以从宋代东西贸易关系从间接到直接的变化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其历史意义。
设想一下，宋代后期，来自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在南毗国统治之下，顺着南毗国人开拓的直航中国的海上通道，携带当地的著名商品西洋布，到达中国的东南海港，最终定居宋朝的都城开封。甚至，我们也应把后来定居开封的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也看作是南毗国时罗巴、智力干父子那样角色，他们参与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新格局的确立。正如高荣盛老师指出的，“有一种说法认为，自8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应包括后来的波斯人）是丝绸之路上无可争辩的主人。这种判断在一般意义上或许是成立的。然而，漫长的海道丝绸之路由一方所主宰，从时空角度考察，毕竟难以解释海上交通所表现出的诸多实际状态。”他认为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古里佛、故临两大海港，宋元时期在遵循经济和航海规律基础上成为了东西方海上贸易最重要的集散/中转交通中心。恢复之后的海上贸易，并非简单地回到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直航模式。这种重要性，是通过大量的海商来实现的，而印度西南海岸当地的海商（包括侨居在当地的外来海商）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来入居开封的犹太人很可能就是印度西南海岸的多民族海商中的一支吧。
附记：本文的题目，得到了《江海学刊》编辑部潘清女士的指点，谨此致谢！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历史学院教授，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