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桂芳《西厢记》剧照

尹桂芳剧照

1964年，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发表。海军文工团根据书中的部分情节，改编演出了歌剧《江姐》。上海越剧院移植为越剧《江姐》，由表演艺术家傅全香扮演江姐，全国许多剧种都移植了这个戏。尹桂芳再一次一反常态，从《屈原》小生突破老生的行当，再从《江姐》突破小旦的行当，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尝试，芳华越剧团还首次实行了越剧男女合演。1965年4月，尹桂芳的越剧《江姐》在福州人民剧场公演，连演71场，场场爆满。戏剧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尹桂芳扮演的《江姐》朴实无华，成功地把一位革命烈士的光辉映照在越剧舞台上，塑造了尹派又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形象。

尹桂芳《江姐》剧照

在猝不及防的十年浩劫中，尹桂芳从人民的艺术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尹桂芳在演出《江姐》时，曾借调福建省京剧学校的一批上海籍学员参加演出。她最疼爱的一个学员受到别人的挑拨，竟然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了尹桂芳的耳光，他们又给尹桂芳剃了阴阳头，戴着高帽子游街。1968年的芳华越剧团团部，就在今天福州小柳市场的老电影制片厂、电影机械厂那个位置，我在福州采访时多次路过此地，现在已面目全非了，变成了一片民宅和小市场。电影制片厂虽然还在，电影机械厂也在，唯一看到的只有一座当年的旧建筑，芳华越剧团也于1969年被强行撤销。

1968年夏天，凶神恶煞的造反派宣布尹桂芳为“三反分子”。这时，从南京传来了竺水招自*的消息。尹桂芳万念俱灰，暗生死心。她多次向医生索要安眠药，当攒到30多片时，她怕药力不够，又到医院去配安眠药。医生说你睡眠不好，去精神病医院看看吧。尹桂芳配了一瓶癣药水，叫了一辆三轮车，在车上就着癣药水把20多片安眠药吞了下去。路过闽江边时，尹桂芳看到滔滔的闽江水，叫三轮车工人停车。三轮车工人看见尹桂芳的头发被剃成一簇一簇的，衣服很脏很破，身上还有一些异味，已经猜到要出什么事情，赶紧把尹桂芳送到精神病医院。尹桂芳的药性已经开始发作，她昏昏沉沉地挂了号，不敢在病历上写真名，只写了曾用名“尹喜花”。这时尹桂芳的腹部像刀搅一样难受，她想候诊室人很多，不能死在这里，她想到对面的小山坡上。走着走着，尹桂芳就昏迷倒下了。在抢救过程中，护士发现了尹桂芳身上的公费医疗卡，才知道这是著名演员尹桂芳，急忙打电话到芳华越剧团。团里造反派开来一部卡车，就像丢半片猪肉那样，抓住尹桂芳的手脚，把她甩上了卡车。到了福州市第二医院，又像卸货那样，一脚把尹桂芳踢了下去。她整整昏迷了五天五夜，医护人员看见她遍体鳞伤，难受得掉下了眼泪。癣药水烧坏了尹桂芳的口腔、喉咙和胃部，经过奋力抢救，尹桂芳还处在深度昏迷之中。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可什么也看不见。一个医生沉重地说：“尹桂芳不行了，你们准备后事吧。”听到这个消息，许多姐妹都哭了。这时还有一个医生说：“让我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吧。”他切开了尹桂芳的气管，插进了橡皮管，尹桂芳这才恢复了正常呼吸，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尹桂芳的生命。

有关尹桂芳在文革中自*的版本不止一个。据当年参加抢救尹桂芳的洪护士长这样回忆：“她是突然被送到我们医院的，大概是早晨八点多快九点，两男两女四个红卫兵把她送到我们科室，进来时她神智已经不清醒了。当时我是护士长。送进来后医生和我们知道她是自*，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她服的是什么药，这样才好相应进行治疗，这就要通过对她的呕吐物和小便进行化验。当时她服的药已经损伤了她的胃，造成她的无意识呕吐，身上也吐了很多。由于她神智昏迷，就由我帮她导尿。送她来的红卫兵很紧张，拿着她服毒剩下的药瓶告诉我，说她服的是这种药，我们看了是一种治疗皮肤病的癣药水。记得当时她身上长有癣疮，从我们做护士的推断，她生活的环境潮湿肮脏，容易得这类皮肤病。听红卫兵说，早晨他们押送她去别的医院看病，她说要去厕所，他们不好跟随就让她自己去了，但好久还不见人出来，就推门进去看究竟，发现人已经躺在地上，神智已经不清醒了，手里就拿着这个装药水的空瓶。医生了解了这些情况，印证了化验的结果。没有进行气管切开术。若要行气管切开术，应请外科大夫来会诊，是否适应症。还要通知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后方可施行。气管切开术，也应由外科医生来施行。医生主要用橡皮管给氧，并给她开单输液。

当时我看到她呕吐到身上很多，帮她擦拭干净，换上病号服，挂吊瓶也是我处理的。我对红卫兵讲，把她个人用品包括毛巾、牙具、换洗衣服拿来。我去办公室时，护士给我看了有关病人的三个信息，一个是病人姓名“尹桂芳”，二是针对她是“一级护理”，即病人病情很重，不能随便下床，日常生活要由护士照理。三是要求“禁食”。我把写有这三样信息的牌子挂到她的床尾。我看她吊瓶输液的速度较慢，大约每分钟不到60滴。考虑到她是服毒者，应该加快滴速，以便尽快稀释和排除毒素，于是我调到了每分钟65滴。看她的脉搏、呼吸、血压、脸色，半个小时没有不良反反应，就请示医生改成每分钟70滴。慢慢地听到她开始有“嗯”、“嗯”的*声，我知道病人开始恢复知觉了。我报告了医生，医生要求继续给氧。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声音很微弱。我说：“你在医院里。”她微微点了点头，下午尹桂芳的神智比较清醒了。当时8号病房还有三位女病人，我们用围屏把病房内外隔开，红卫兵被拦在外面。我还叮嘱他们，现在不能给病人吃任何东西，病人饮食由我们医院负责。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要求病人禁食，我也担心如果他们胡乱给病人吃东西，出了问题医院是有责任的。记得当时听到有人说她背着特务、里通外国、当权派的罪名。我就和红卫兵讲，你们只能在外面看守她不能进来，病房里除了她还有其他几个病人，红卫兵也听从了。

那天下午我上班时，她神智已经清楚了，她向我招招手，表示要去上厕所。我考虑她的身体很虚弱，不敢让她下床去卫生间，就用便盆帮助她在床上解决，这表示毒素会较快排出了。第二天，她向其他病人打听我是谁，别人告诉她我是护士长。她就找人请我进来，提出要上厕所，我还是不敢让她下床，她说早晨她已经自己下床去过了。我说那很好，但看到挂瓶不方便，就让她输液的那支手手心向下，我的手心向上，两手交叠在一起，慢慢地扶着她去卫生间。红卫兵见有医院的人扶着，也就没有人跟着。我感觉她想和我说几句话，她说：“我吃的是癣药水。”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忍受不了了，他们拼命斗争我，经常半夜三更地斗我。他们轮番有休息，我没有休息，想睡一会他们就推我，叫我起来写交代材料，就是那些翻来覆去的东西，说我里通外国，说我把剧团管理坏了，说我不把艺术教给他们。”她还讲：“伙食本来按规定应该是三两米饭搭配一两番薯，但是我吃不到米饭，红卫兵把我的米饭扣下了，只给我吃番薯，但不是完整的，而是把番薯的头尾掰下来给我。我吃不下去，他们就用番薯皮扔我的脸。我不想活了，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趁着看病的机会，拿着从医院开来的癣药，去厕所吃下去了。”我对她说，我们院长和你的境遇差不多，以后千万不要走绝路。尹桂芳说，她的朋友是另外一个医院的院长，也是一个越剧迷，现在被斗得很厉害。写到这里，我实在不忍心再写下去了，心情悲恸，仰天长哭。在和尹桂芳老师的多次接触中，我没有一点勇气去询问她在那个黑暗年代中发生的一切，不愿意再去触动老人家内心的悲哀，但愿这样的悲剧在我们中国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1969年秋天，尹桂芳被解除了隔离审查，离开了那个阴暗潮湿的房间，遇到从上海一起到福建的袁少珊。袁少珊看到老团长活着走出了牛棚，忙陪着尹桂芳去浴室洗澡，换掉了身上所有的脏衣服。尹桂芳感激万分，拉她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作为那个悲惨年代的特殊记忆。照片上的尹桂芳一脸憔悴，眼神中只有深深的忧郁和哀伤。由于常年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中，非人的待遇对尹桂芳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侵害。1972年2月的一天，尹桂芳突然感到右手沉重地无法整理床铺，接着右腿也发生偏瘫，行走发生了困难，连话都说不清了。经过医院诊断，尹桂芳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伤，发生了中风。倔强的尹桂芳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一定要看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一天，“残了尹桂芳，自有后来者。”

从牛棚里出来后，袁少珊和尹老师的合影

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79年8月，在尹桂芳等老一辈芳华人的强烈呼吁下，在福建省委的决策下，福建省文化局决定恢复芳华越剧团建制，尹桂芳重新担任团长。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尹桂芳欣喜若狂，彻夜未眠。9月24日，尹桂芳带着重病之身来到上海，在文化广场举行了“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和一万多名喜爱她的越剧观众见面。上海越剧界著名表演艺术家几乎是倾巢而出，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戚雅仙、陆锦花、徐天红、吴小楼这些越剧姐妹们又相聚在一起。这是老一辈艺术家在经历了浩劫后的一次集体亮相，是对“极左”年代的愤怒控诉，有的观众甚至是乘坐飞机赶到上海来观看演出的。袁雪芬和尹桂芳演唱了1947年8月“十姐妹义演”时《山河恋》中“传信”唱段，台下观众的情绪顿时沸腾了，许多人流下了悲喜交加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