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内圣外王”，有很多朋友并不是很清楚这到底是哪个思想流派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到“圣”，自然是儒家的成分居多，毕竟追求圣人之道是儒生们的终生追求。“外王”则在某个阶段的儒家说法中有一种僭越的感觉。

毕竟先秦儒家、后世儒家，讲究的都是匡扶社稷，为君王治天下，有“内圣”之心，无“外王”之意。虽然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士大夫同样加入了角逐天下的纷争，并通过王莽、司马懿这些大儒和文士一窥九五之器，但是在后世的儒学中，儒生们对这些改天换地的文人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充满了鄙视——从文人修史甚至不愿意为王莽的新朝留下一笔可见一斑。王莽的新朝地位甚至不如武周王朝，可见文人对“外王”发自心底的抵触。

在儒生心里，“内圣”是个人修养的极致，而“外王”却是意图打乱阶级秩序，混乱天下的行为，这种观念，一直到宋朝时期的“事功学”成型，才把“外王”和建功立业、封侯晋爵慢慢等同，“内圣外王”这个词语才逐渐在儒家学问中变得正大光明起来。直到心学的王阳明，综合了主观、客观唯心主义，发展了理学，同时在事功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为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儒家代表人物。

然而“内圣外王”这个词语直到清末，才有很多大学问家开始关注和研究，并写出专论。这些解释、阐述基本上是以北宋后理学、心学流派进行的，都是儒学大家的论证，以至于到了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内圣外王”是儒家提出，而且接受这些儒生的释义。

其实“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也就是说，这个词是道家提出来的。

那么对这个词的近代理解，虽然以儒家的为主流，但我们可以说，都是阐述和发展，若要了解庄子态度的真意，还得区别对待主流和从《庄子·天下》原文以及庄子自身修为认识发展出来的观点。

儒家观点如上所叙，“内圣”自修，“外王”事功，这一方面解释是以梁启超的说法为代表，即“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简单说，就是以儒家的标准，做好人，办大事。道德修养达到极致，即为“内圣”。经济事功达到极致，即为“外王”。

这种说法得到了冯友兰、牟宗三、徐远和、熊十力等人的支持，影响深远。而能够发现儒道不同，作出更适合庄子本意解释也大有人在，如钱基博、张舜徽等。张舜徽提出：

庄周之学，与孔孟异趣，则其所谓圣、王，自非儒家之所谓之圣、王。

这就明确指出，你们现在说的“内圣外王”跟庄子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为什么不是一回事？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则做出了详细解释：

内圣外王之道，庄子自名其学；而奥旨所寄，尽于《逍遥游》、《齐物论》两篇；盖《逍遥游》所以喻众生之大自在，而《齐物论》则以阐众论之不齐。则是《逍遥游》者所以适己性，内圣之道也；《齐物论》所以与物化，外王之道也。

话虽了了，殊为精当。读过《庄子》就知道，《逍遥游》是庄子哲学中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个人的内修极致，《齐物论》是讨论万物一齐，处理自我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所以，庄子提到的“外王”实际上是指融入万物，和谐相处。内圣即“适己性”，外王即“与物化”。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内圣”，道家的“圣人”和儒家的“圣人”也不是一回事。庄子所谓的内圣，指的就是“坐忘”以达到“心斋”，是剔除个人私念，不为*所困，达到“心与物游”、“独于天地精神向往来”的逍遥境界。而儒家的“圣人”是道德和事功都做到极致的人，也就是说本身道德修养极高，且为人类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人。

道家的圣人是为自己成圣，儒家的圣人是为他人成圣。

而儒家的圣人在成圣的过程中的不断修行和努力，为了事功的成功而拼搏，其实在庄子的眼中看来，这些努力本身就是对道的违背，是阻碍个人成为道家“圣人”的绊脚石。在老庄哲学眼中，儒家穷尽所能达到的高度也仅仅是“道与德”中间“德”的部分，离真正的“道”还差着距离。

孔子在和老子交谈过后，反而放下了玄而又玄的“道”，努力将“德”做到极致，开创出世世代代儒生要继承的“往圣绝学”。

庄子所说的“外王”，即“与物化”，和万物融为一体，毫无违和感，既不悖逆外物，也不为外物所困。这种在纷繁复杂的外物社会之间而不受损伤地遨游，既是源于“内圣”，也是“外王”的表现。

自身修行达到极致，与外界和谐共生——这就是庄子内圣外王之道。

但自北宋以来，儒家借用了“内圣外王”的名词来解释儒家思想，“内圣外王”就成为儒家的内在道德追求和外在建功立业努力的最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