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赵南柱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她的名字是》则采取访谈加创作的手法。小说集中的27篇小说由60余名女性的真实经历与讲述浓缩而成。从9岁的小学女生到69岁的老年妇女，在倾听与写作的过程里，作家搜集着几代女性的人生故事，试图重新赋予那些被认为“平淡”的、“不重要”的经验以鲜活的生命质感，进而将它们串联成一部别致的事关“历史”的大叙述。我们或许暂且无法知晓从受访者的感受讲述到作家的组织创作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差异变化，但在这些故事中，读者至少不难体察到重要社会事件对个体人生轨迹的影响（《复读之变》），以及从个体到群体的坚韧努力为社会制度的健全所做出的贡献（《重新发光的我们》、《工作20年》）。

这些作品塑造了怎样的女性生存图景？

除去将个人经验连通社会意义，这些小说还试图呈现现行社会结构中各种无形的权力关系作用于日常生活与人际领域的微观图景。

在一些作品中，“社会”并不以事件或资料的形式直接出现，而是隐藏于私人经验的叙述肌理中，这往往更给人以惊警之感。短篇小说《给贤南哥的信》与长篇小说《坡道上的家》便通过对女性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的层层深入细腻剖析探讨着某种意识形态与“正确”观念的宰制问题。

《致贤南哥》（小说集内的篇目之一）以拒绝求婚的女子口吻历数了其与男友贤南交往过程中的种种“不愉快”经历。表面上看，贤南是各方面条件均优的理想结婚对象，然而文中的“我”回忆了贤南哥怀疑“我”与教授的关系、数落“我”有敏锐女性意识的好友、在求婚等环节刻意张扬“男子气概”、要求女友接受自己选定的工作并调职到自己所在城市等举动。交往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带给“我”的感受“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但那就像有块极为细小的肉末塞在牙缝里，怎么样都弄不掉的那种郁闷、排斥感与不自在”。也正是这些“细小”之事的累积使“我”逐渐意识到，贤南哥对“我”并不带有尊重心的占有、支配与控制。

《给贤南哥的信》，作者: 赵南柱 / 崔恩荣 / 金异说 / 崔正和 / 孙宝渼 / 具并模 / 金成重，译者: 简郁璇，版本: 磨铁·文治图书 / 花城出版社 2021年3月

而《坡道上的家》聚焦于一场审判。家庭主妇里沙子偶然被选为另一位全职母亲安藤水穗*婴案的候补陪审员。故事一开始，里沙子如同周边所有人一样震惊于母亲将幼女溺死在浴缸中的举动。在相关人士的证词中，安藤太太被塑造成一位爱慕虚荣并患有“被害妄想”的女子。然而随着调查的展开，里沙子愈发难以忽视这位*婴母亲同自己的生活经验某些令人震惊的相似之处。

随着当事人对案发前后经过的叙述越来越多地与里沙子照料女儿、操持家务、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场景相叠合，读者们也逐渐体会到这种令人惊悚的相似性，以至于暗自担心里沙子是否会走上水穗的道路。好在，故事并没有给出如此令人窒息的结局。在意识到安藤水穗是被周边人以“好心帮助”、“正确指导”为名义的软暴力逼向精神绝境后，里沙子决意挣扎出同一片陷阱。

《坡道上的家》剧照。

正如《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金智英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个社会看似改变了很多，可是仔细窥探内部细则和约定俗成，便会发现其实还是固守着旧习”。这些“细则”与“积习”或许不见于制度条文与统计数字，却总会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规约作用。对看似与社会“脱节”的女性私人经验的细致书写，其意义也正在于揭示这种种看不见的壁垒与藩篱。

除写实性小说之外，日韩畅销女性文学中还出现了某些具备超现实风格或寓言性质的作品。如小说集《给贤南哥的信》中，作为文本核心的“女性人生”被各种叙事透镜变形呈现。有作家以“黑色电影”的风格展现了女性在“异”世界中对自身“错误”的逃避、忏悔与接受（孙宝渼《异乡人》），有作家则以科幻的形式想象在男性宇宙的尽头女性生物孕育新生命的历程（金成重《火星的孩子》）。而中篇小说《无人知晓的真由子》则以“穿紫色裙子”的真由子与“穿黄色开衫”的“我”的生命交互为线索，在写实层面或可解读为对都市独身群体处境的关注，在寓言维度则指向了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

某种程度上，无论真由子、“我”还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从社会秩序的正轨中滑落，成为“无人知晓”的边缘人。

通过以上勾勒，已不难见出这些畅销作品所塑造的面貌丰富的时代女性文学图景。

《无人知晓的真由子》，作者: [日] 今村夏子，译者: 吕灵芝，版本::磨铁·文治图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4月

这些作品是否蕴含着“出口”与困境突围的可能？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听到了公司不平等雇佣内幕的金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明明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这段话在电影中由金智英向心理医生表述，潜在地成为了解释其“心结”乃至电影主旨的关键之处。

而在针对《坡道上的家》的评论中，作家匡匡则寄希望于这个所谓“恶母的故事”能够成为“所有女性从同类的苦难中照见和救赎自身的洞口”。纵观其余几部作品，则对“出口”的寻找与质疑、围绕“出口”之有无而产生的希望或绝望也或多或少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动力与核心精神面向。

而所谓“出口”，其实就是某种突破“金智英们”的困境的可能，某种既着眼于现在，又通向未来的行动方式的获取。

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以颇具讽刺性的方式结尾——作品终章转入心理咨询师视角，负责治疗金智英的男性心理医生在相处过程中深深感慨同情于金智英的经历，由此意识到“原来身为韩国女性，尤其是孩子的母亲，背后包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并决定好好关心自己的妻子，一个曾经的“数学天才”，一个与金智英一样的全职母亲。然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医生的遐想，同诊所的心理咨询师李秀莲因*前来申报离职。医生认为李秀莲是“非常优秀的员工”，却还是最为在意她的离职可能为诊所带来的损失，并“暗暗决定，下一个人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

在这位声称“理解”了金智英们处境的医生这里，不知又将有多少已然或即将成为妈妈的女性失去工作机会与融入新的社会群体的可能。这样的结尾并没有提供“出口”，反而通过对“没有出口”的强调凸显了单凭个体努力或短暂的怜悯与同情无法解决的问题与不能突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