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道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侧流......似乎它和地球的引力场不发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 的生活规律！”

以上这段话是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来中国，在大渡河边实地参观了当年红军渡河地点后所写。

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咱们更是耳熟能详。其实，夺取泸定桥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想真正理解这场关键的战斗，就必须把它放在红军自北渡金沙江后的整个战略行动中来考察。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此时，摆在红军面前的是又一道天险——大渡河。为了实现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继续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红军就必须一鼓作气突破敌人的大渡河防线。与此同时，蒋介石亲临昆明，部署所谓大渡河会战。指令中央军和川滇军阀部队共约20万人，采用前挡后追，左右堵击的战法，以杨森、刘文辉的川军在大渡河两岸堵截，薛岳的中央军尾随包抄，企图凭借优势兵力和大渡河天险，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畔，令其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覆辙。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红军当时正处于北面的大渡河，西北东南走向的雅砻江和西南东北走向的金沙江之间的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地区，前后左右敌军均已迫近，回旋余地十分有限。唯一的出路只有坚决北上，强渡大渡河！

5月20日，中央红军派出两个先遣队，兵分两路直插大渡河。从出发地泸沽到大渡河边有两条路，一是经越西到大树堡，此为大路，平坦易行。二是经冕宁过彝区到安顺场，此为小路，崎岖难行，而且要通过民族隔阂很深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时，中央军委果断兵分两路，在派出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穿越彝区抢占安顺场的同时，还派出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第二先遣队，走大路，佯攻大树堡，吸引敌人注意。第二先遣队的行动，是红军能够占领安顺场的关键。

敌人果然上当，以为红军要在大树堡渡河，连忙将4个团的正规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移往下游加强守备，造成安顺场以及更上游的泸定桥守军力量薄弱，麻痹大意。5月25日，刘伯承率领先遣队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穿越彝区，占领安顺场并找到了一条渡船，至5月26日上午十时，红一团全部过河。至此，红军终于在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开了一条血路。可是，更大的危机也同时摆在了红军的面前。

由于安顺场河段水流湍急，架桥根本没有可能。仅凭唯一的渡船要将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河去，时间、敌情都不允许。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果断做出了第二次分兵，飞夺泸定桥的决策。也就是说，红军原先是计划从安顺场渡河，但因架桥无望，船少人多，追兵将至，不得已才分兵袭取上游160公里外的泸定桥，作为第二渡河点。正是由于这种“不得已”，在给红军行动造成困扰的同时，也起到了干扰敌人的作用。于是，由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为右纵队，从大渡河东岸北上，策应西岸。以红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为左纵队，直接由西岸奔袭泸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