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粉丝基础的吴宣仪与孟美岐
反观参加《创造101》节目的选手，其中不乏“have nothing to lose”的练习生，但有着丰富自媒体经验或者长期浸淫于大众媒体产品制播逻辑的“回锅肉”依然占据一定比例。她们拥有“成名的想象”，但拥有更多“成名的途径”。她们的首要诉求，并非是否“出道”或“成团”，而是赚取或快速增加可以即时变现的“流量”。参加《创造101》或许只是众多试错机会的其中之一，她们虽然说不上“have everything to lose”，但至少“have something to lose”。于是，拥有一定粉丝基础的她们自然获得了一种弹性的、在某些时刻甚至不容置喙的议价权。我不太喜欢这种情况，因为它定会稀释、消解掉这个节目原本可能所想象的某种成长性。不过，在面试结束后一起吃晚饭时，孙莉提出，两版节目的差异越大，相应的，留给制作人进行母语探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既然前期甄选出的练习生面临的处境各不相同，不如顺势而为，以此展现出练习生并非整齐划一的能力、位置与心态以及目标。这原本就是对该行业最原始、最真实的全景式图绘。
记得半个月前，我接受某家媒体的采访，问起我们是否按照原版，一一对照对选手进行角色塑造？面对这个过于刻板化的问题，我有些哑然失笑。与十几年前《加油好男儿》或者其他选秀节目里需要前期对选手进行刻意的话术与形体规训的方法不同，参加该节目的练习生大多为95后甚至00后，她们的媒介素养与“自我名人化”经验，使她们几乎不需要制作者强制性地、由外而内地植入某种人设，自身已然在镜头前呈现出较为多元的性格特征。从一万多位候选人中选择101人参加节目，考虑不仅仅是艺能，还有她们的代表性。因此，我反而好奇的是，处于上帝视角、全知全能的制作方，如何处理镜头介入之前的真实，与随后服务于故事线与主题的真实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永恒的、辩证性的互动关系？而当坊间舆论声讨节目的松散、毫无章法时，是否应该考虑，妥协后的文本产物，究竟过滤了多少、以及如何过滤掉原型故事里种种结构化的不确定性？
二
曾有学生在微博里质疑我，“您太过理想主义，编码者总是煞费苦心，而这个平台不会给予被解码的可能”。在节目临近结束前，仔细想想，这一判断似乎一语成谶。在这个节目里，平台方即甲方为腾讯视频，11人出道后女团运营方为哇唧唧哇，腾讯是其质权人；而我所在的节目组是制作方即乙方为七维动力。传统广电行业里一直争议不断的制播分离模式，视频网站在近几年间，借助纷纷出海的广电人的力量，将之运用得风生水起。因此，《创造101》节目从确定与签约选手、赛制策划，到后期剪辑、营销推广，以及粉丝投票，腾讯毋庸置疑地扮演着大家长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第一次公演时，某家经纪公司部分组员的镜头被删减，表明了腾讯作为甲方对该公司及其选送的练习生的僭越纪律行为的一次惩罚。
临近寒假结束的某一天，孙莉突然给芦林和我分别打了一个电话，语气严肃地要求我们参加原本我以为可以隐遁的会议。在会议行进过程中，我一度有些出神，只是孙莉和都艳的据理力争，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脱离了传统广电的体制性红利，怀揣理想的广电人何尝不是同参加节目的部分选手一样，济河焚舟，背水一战。会议双方的辩论，与其说是话语权位之争，毋宁认为是路线之争，即垂直市场与粉丝经济模式下（代际）用户逻辑，同水平市场模式下（市场）民粹主义路线之间的争论。
像这样的内部讨论，应该有很多，我并不是每次都在场。不过，制作方确立主体性的空间在一次次关于节目赛制、后期剪辑等方面的争论、张力与妥协中得以生成，其结果是，节目文本代表了一种组织化了的“中间”形态。除了经纪公司与腾讯作为型塑文本的外在力量之外，数百人的团队组建，成为不可忽视的、内生性的自变量。七维动力的核心主创十余人左右，而编剧组、导演组、后期、摄像团队、赛制组、选角组、服装组、秀导组、选管组等以“拼贴”的方式完成团队搭建。这些组，大多由经过市场检验的独立团队组成，而执行层面几乎由90后年轻电视人组成。几个月相处下来，这一支庞大队伍的运作，总让我想起美国纪录片大师布鲁姆菲尔德对帕索里尼的电影团队的描述：一面表现出井然有序，上情下达，另一面似乎是在一种阵地战的状态下开展各项工作。
我所在的组是编剧组。作为总导演，孙莉将编导组一分为二，导演组和编剧组。导演组负责演播厅公演环节与强赛制设计，编剧组的任务则涵盖从前期选手的FPD（跟拍）、真人秀环节设计，到选手采访与公演环节的FPD，甚至每周的选手训练巡视。这样的职能划分，与明星户外体验类或竞技类真人秀的职责安排，颇为不同：例如《极限挑战》或《24小时》等，编剧主要制定故事框架、设定情境，跟拍导演则负责执行；虽有所不同，但同时也交由编剧极大的责任和工作压力。
《创造101》总编剧芦林
编剧组由芦林负责，我担任顾问一职。1月初，我受邀来长沙与创作组成员第一次见面。讨论过程中，我强调，社会学知识的补充与社会学视野的引入，应该是编剧应当具备的素质。会后，我得知，编剧组成员由孙莉进行笔试考核，从四五家民营制作机构中挑选出来。不过，我倒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都比较年轻，清一色女生，除了我带去的团队里的两位男生。当时，我心里一闪而过一个念头，女团选拔类节目，编剧组是否可以增加一些“钢铁直男”的成分？去年年底我主持的电视研究年会上，《中国有嘻哈》的总导演车澈在席间无比骄傲地向全场宣称，正因为他们节目组的全直男阵容，方才锻造出充满着浓厚的康奈尔意义上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嘻哈音乐选秀节目。
与编剧组成员初次见面后，一月下旬，我与4位团队成员正式进驻长沙的节目筹备组，湖南广电旁边的住宅小区里的一套住房；像这样将公司设立在广电旁边的住宅小区的民营制作公司还有很多家，基本上都是从广电体制离职、独立创办，却依然与湖南广电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十余年前读博士，我参加密歇根大学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社会性别暑期班时，有位来自美国的社会学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生活轨迹图的方法论。于是，我尝试把这套方法论应用到综合性地熟悉北京、上海、广州与成都四地练习生的情况的工作当中。它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在三月初对选手进行首次全面采访时，能方便快捷地掌握选手的基本信息，而不至于出现信息缺漏等现象。与此同时，芦林和我还在都艳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树立了一面展示选手心理特征与社交关系的图表。
《创造101》的SLOGAN
《创造101》这样大型的团体选秀节目，的确给综艺编剧工作提出极大的挑战：如何了解选手的基本信息，如何把握她们纷繁复杂的社交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进行赛制和真人秀环节的设置？是否需要进行临床心理学式的梳理？这些问题，并无单一绝对的答案，一切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创造101》不是一档类似《老大哥》或《幸存者》一般24小时无死角监控、展现人性趋利避害的纯真人秀节目。正因为这一点，使得节目的真人秀环节，无法完全按照“放养”的方式在闭合的环境里无上限地记录。于是，从长沙到杭州萧山的几个月内，节目核心成员反复对赛制进行打磨和修订。这也成为外界批评《创造101》的主要依据之一。我们曾有过感叹，买了原版版权的节目，最终成型的文本，却有较大差异。一方面，节目组以反套路的形式，*熟悉套路的选手一个措手不及；更紧要的是，所谓差异，的确是我们对节目进行在地化改造的结果，也是目的。
一直不温不火的女团行业、蜂拥而上的经纪公司“乱象”、练习生或选手多样化的生活轨迹与出生背景，都提示我们，在地化的改造应当包含如下两重维度：塑造行业的普通性（而非偏门）进而营造普遍性——市场伦理、经济人精神、微缩政治以及消费者主权；塑造大时代下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圈层背景都需要面临的丛林环境——自我商品化、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这已经不是外界指责节目组不懂女团、或强加/实现某种价值观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地而非有意地展现选手身上的社会学意义、对接观众情感结构的问题。
从101人中突围占据金字塔
所有经过改造的赛制里，在我看来，双通道的设置最令人满意。原版节目里金字塔极具社会圈层隐喻的视觉效果，《加油！美少女》甚至《热血街舞团》等节目或多或少地消耗了这一设置。双通道与出场词的叠加，不仅以可听的方式展现了练习生所处的结构性差异，更以对位、对立或者对照的方式完成了原有隐喻的增量开发。抢位练习生、A班11人的可被替换，都含藏着设计者对社会流动的理解。第三次公演为位置考核，节目组受到填报志愿的启发，不仅将rap改成创作，更把中国老百姓并不熟悉的“位置”一词转化成“专业方向”。
《极限挑战》总导演之一任静曾在华师大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会在真人秀里设计比赛规则，虽不设计结果，但会考虑多种可能性，再现场应对。我比较赞同任静的理念，或许在《创造101》里，我们将焦点更多地放在赛制的在地化改造上，而不是呈现的各种结果上。例如第四集第一次排名结果发布，赛制组别出心裁地设置旁听生环节，一面是选手上阵*敌，一面是胜利队伍拥有抢救伤员（旁听生）的权利。在录制现场，选手的反应各不相同。第一位拥有拯救权利的选手开始，大家几乎相拥而泣，一片泪海；随后，某位海外选手所表现出的对拥有这个机会的欣喜，以及王菊主动要求成为旁听生的宣言，所形成的对比，颇有些微妙地显示出不同成长背景的选手不同的竞赛观。作为编剧，我们既不能低估了选手感性直观的社交手段的使用频次，又不可过高估计选手的抗压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再现职场竞争感的意愿与理解力。当时我在导控室，节目一录制完，韩国方的一位资深电视人走到孙莉面前，不住地用英语说，你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孙莉很干脆地回应，我只想展现有质感的竞争。这样直截了当的想法，我挺喜欢。
三
过去十余年间，女团始终与制服、大长腿与性感、可爱和御宅族等亚文化标签勾连在一起，因此，她们根本没有也无法走进普通大众视野，更不用说实现从年轻代际向拥有话语权的圈层、从青年亚文化向主流文化的反向流动。女团为何没有走进大众？接下来，女团还可以往何处去？这些问题连我们访问的很多练习生或女团成员都无法回答，她们对中国女团应当以及如何作为，几乎“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