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黎 宋浩 通讯员 郭楠
5月16日，有戏迷发现，楼胜没有出席梅花奖竞演发布会。
院长王晓平把他“关”了起来。
“你什么都不要管，好好休息，保存精力，你只有实力好了，爆发点有了，发布会以后有的时间开。”
又有人发现，楼胜的竞演现场门厅前，一个花篮都没有。
王晓平拒绝所有花篮。
“放1万个花，不如台上的几招绝技。”
很多人说，没有王晓平，就没有如今的浙婺，更没有“浙婺现象”。即便不关注戏剧的人，也总能看到浙婺的身影——四登央视春晚，连续五年参加新年戏曲晚会。
但王晓平说，我是个龙套演员，现在，我是浙婺的保姆。
（一）
20世纪90年代，浙婺面临的困境，也是当时许多戏曲院团的普遍现象：市场不景气，严重萎缩。浙婺每年的演出不满三十场戏。更残酷的是，剧团负债几十万，全体演职员的医药费三年多没有报销，普加工资一分没有加过。
至于剧目，只有四五台优秀传统戏，加上新创排的现代戏《贺家桥边》，也满足不了农村演出一次至少7台大戏的需求。剧团不是没有“创新”过——放弃农村，去北京，去上海，排新戏，去拿奖。当时，城市还远远没有形成戏剧市场。1996年，剧团向电影公司借了几万块钱排演现代戏《贺家桥边》，到北京参加现代戏曲汇演，张建敏、陈美兰得了优秀表演奖，整台戏却走了麦城。
“创新”尝试，再次被泼了冷水。
浙江婺剧团旧址
那时的王晓平——四级演员，在浙婺跑龙套，什么戏都演，甲乙丙丁，没有名字。“你看我现在形象都那么好，年轻的时候很帅的。”他笑。
他演过最大的角色，就是《红灯记》复排以后的叛徒王连举，终于有了四句唱词，“因祸得福心暗喜，果然鸠山未生疑。报告队长，多谢队长栽培……”
“这就是我一生当中的主演了。”
《红灯记》剧照
剧团不景气，他除了跑龙套，还去拉广告。
现在的LED屏幕，以前叫电子显示屏，还有路牌广告，王晓平帮剧团拉广告，提成3%，每次可以赚到几十块钱业务费，他就跑到牛羊肉馆买牛肉、羊肉、啤酒，请跑龙套的兄弟们吃。
他去拉广告，基本上是回绝的，“但是10家单位总有那么一两家能够谈成的，这我是坚信的。”
那你过来看看吧。电话那头说，有二三十里路。
凌晨3:00，他起床了。先骑自行车，再花一块钱，坐路过的三人卡。
有时候，他又跑到邮电局查企业的电话号码。喂，我是浙江婺剧团的演员，我们有一个广告部，在金华火车站显眼的位置有几个路牌，可以为企业宣传形象，你们有没有兴趣？
他开价5000块，对方说太贵了，2000块，产品再抵你一点。有家企业给了他1万块钱的矿泉水，他也很开心，拿来团里发。
票卖不出去，他又跑出去推销。
有次演出有4个折子戏，他在第一个折子戏里跑龙套，刚演完，妆都还没卸干净，就跑到学校、医药公司，让他们来看戏。当然，碰壁的很多，成功的也不少，他拉进来十几场演出。一场演出，也就赚两三百块钱，他提成10%。那时候，大家工资都很低，只有几十块钱。
那次，给医药公司的专场演出，500块收入，他提成10%，全部买成面包，全团一人一个。
拉广告，他赚了第一桶金。1992年左右，王晓平先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又开了一家小饭店，金广饭店——在金华市中心的广场边上开的饭店。
为什么选这里？就跟给楼胜选梅花奖竞演场地一样，他想得很细——那边有个生态公共厕所，是金华的示范公厕，干净，没臭味。他知道，这里人流量很大，生意不会差。
那时，院里无戏可演，已经获得梅花奖的陈美兰也帮着在饭店端菜，当服务员。1996年，他当了副团长后，就把广告公司和饭店全部转让了，专心管理剧团。
如果不是剧团的生存如此窘迫，也许还轮不到一位龙套演员一展身手。
王晓平学的是经济管理，大专毕业。当时规定，演员要中级职称以上才有资格竞选。
金华日报记者苗青，跟着浙婺跑了近30年，一路看着王晓平“长大”。她知道，为什么破格叫晓平去竞聘，从他跑广告的成绩，大家看到了他的经营能力。
规则因为他修改了——中级职称或有大专管理文凭也可以竞聘。
1996年8月6号，任命王晓平当副团长的第二天，剧团停电了。过一个礼拜，停水了。
大家说，浙江婺剧团瘫痪了，一年到头没演出。
浙江婺剧团旧址
必须先把量做大。这是王晓平首先想要解决的问题。他又想到了一个奇怪的招数——排课本剧。
排传统戏，没资源，钱花得多，而课本剧没有太多唱腔，投资少，成本低，省时省力，比如《西门豹》、《半夜鸡叫》、《东郭先生》，进校园，就给小孩看。
以前演戏，他老去学校跑，经常听到人说，哎呀，你们这些戏不要弄了，弄点学生喜欢看的戏。他没当一回事，此时，他马上想到了，必须接地气。
他要求每个班子一人抓一个戏，一个礼拜抓出来。
课本剧演出收入不多，每场只有一两百块，但那年，剧团几乎走遍了金华乡镇的每个学校，一年演了七八十场。演员终于有戏可演了，也引起了演出商的注意，诸暨的演出公司邀请浙婺到绍兴地区演出几十场。
人们说，王晓平打了一个翻身仗，这是市场的门第一次向浙婺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