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化与儿子在20世纪70年代

我和爸爸平常在家基本不怎么谈话，甚至一年中都说不上几句。有一次我在剧组忙于拍摄，看见张前（《亮剑》的导演）来我们剧组找他父亲张怀志。我把张前带到他父亲身边，父子见面后热烈拥抱在一起，我在旁边一下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其他同事非常不解地问：“人家父子相见相拥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哭啥啊？”

是的，有谁能理解我的渴望和心情呢。我一生中和父亲手拉手都没有过，更不要说拥抱了，我真渴望有父亲这样的关爱啊。爸爸对我的管教是比较严厉的，从不和我开玩笑，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怪过他，对他感情特别深。

方化夫妇与儿子在20世纪70年代

我在文工团工作了两年，突然有个机会可以当兵，我就报了名。家里不知道我应征入伍的事，我是要给方家在政治上打个翻身仗，因为三姐当时考入了部队文工团，就是因为政审不合格被迫在农村插队了四年。

我穿上新军装，理了头发，发誓要好好干一番，买了些好吃的回家准备和爸爸妈妈告别。我到家后，爸爸妈妈见我这身装扮，非常吃惊，半天没有醒过神来。弄清怎么回事后，爸爸高兴地说：“部队好！部队好！革命的大熔炉，会更加锻炼人，比你去话剧院要强得多，希望你好好干，给方家争气。”我也高兴地表示会好好干，争取加入党组织。

离开家里，一去就是三年。我在部队确实得到很多的锻炼，对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遗憾的是没能入党。80年代中期，我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式加入党组织。

方化与儿子在20世纪80年代

还记得我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时，高兴地回家告诉父亲，他开怀大笑，那种兴奋，那种开心，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发现。爸爸语重心长地说：“不要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培养，好好干，你是方家的希望。”

我也真的想给家里、给爸爸争口气。爸爸一直是“被运动”的对象，是“业务上可用，政治上靠边”的人，入党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这在他儿子身上实现了。我非常理解父亲的那种高兴，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不自禁的多重复杂心理。我也下决心要好好地干，不让父亲失望，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

我与电影的初次接触是在1965年的春天。那时我只有8岁，爸爸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拍摄《三进山城》。当时演员拍戏全部是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剧组是不管饭的，我和三姐一起去送饭，你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穿着军装、马靴，好不精神。看到父亲工作的状态后，我特别激动，觉得电影是个特别神圣的事业，等我长大后一定要做和电影相关的工作。

方化在电影《三进山城》（1966）饰小野

如今在电影行业一做就是34年，从道具助理、剧务、剧务主任、制片、制片主任，有的时候还偶尔客串一把副导演，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这些年，我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帮助与提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心愿，为繁荣电影电视的事业尽了点微薄力量，正大步流星地奔向我心中的电影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