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

第一节 朝鲜东学党起义与中日出兵

一 东学道的创立及其性质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其所著《蹇蹇录》第一章中洋洋得意地宣称：“将来如有人编写中日两国间当时的外交史，当必以东学党之乱为开宗明义第一章。”日本抓住东学党起义这个时机，挑起了甲午战争，使日本跻身于列强之林，这是日本扩张主义者一贯自诩的得意之作。不过，即使当时不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还会利用别的借口来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所以，日本利用东学党起义而挑起战端，看来似乎偶然，其实是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43—1897）

东学党，自称“东学道”，即后来盛行于朝鲜民间的天道教、侍天教的前身。所谓“东学”，就是“东方之学”，是与当时叫做“西学”的天主教相对抗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西方传教士就从中国偷渡鸭绿江，陆续进入朝鲜秘密传教。当时信奉洋教的教民，有不少是地痞、流氓和不法之徒，他们以教会为靠山，横行霸道，欺压良民，民教矛盾日趋尖锐。于是，以宗教为外衣的秘密结社东学道便应时而生。

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本名济宣，号水云斋，庆尚道庆州府人。父亲是乡村塾师，以道德文章名于一道。崔济愚十六岁丧父，家道衰微，无以为业，便遍游名山大川，访师求友。他见西方传教士努力布教，贫苦群众皈依者颇多，便萌发了创立新的宗教与洋教对抗的念头。于是，改名济愚，进入庆尚道梁山郡之千圣山，在内院庵内修道。数年之间，他对于儒、佛、道三教教义之长短进行了反复的忖量和比较。1860年5月25日，忽有所悟，感到儒教拘于名节，未臻玄妙；佛教入于寂灭，断绝伦常；道教悠游自然，缺乏治平之术。决定取三教之长，舍其所短，以“诚”、“敬”、“信”三字为要义以教人。并制成21字咒语曰：“至气今至，愿为大降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自称代天主布教济民，所新创之道为“天道”，学为“东学”，以与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相抗。东学道教义简明，信徒日众，以庆尚、全罗二道为中心，在几年的时间内渐及全国。崔济愚为道主，号天宗大神师，其下各道有大接主，郡县有接主，信徒主要是农民群众。东学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恐慌。1862年，崔济愚被捕，当时由于数百名教徒群集官署请求而获释。次年，崔济愚和道徒二十余人再度被捕，以其咒语中有“天主”二字，被目为黄巾、白莲之流，决定严惩不贷。1864年4月15日，庆尚道观察使徐宪淳判崔济愚以左道惑民之罪，在道治太邱府处以斩刑。被捕的道徒也都被发配到绝岛或远恶之地。

崔济愚虽死，但东学道并未被镇压下去。当他被捕之前，先将秘法授予门下高徒崔时亨，以备不幸殉教之后可继承其衣钵。于是，崔时亨成为东学道第二世道主。崔时亨（1827—1898），初名庆翔，号海月堂，庆尚道庆州府人，与崔济愚同族。幼丧父母，生活贫苦，曾到造纸作坊学徒。1861年，投于崔济愚门下受教。及继任教主后，称海月神师，并遵教祖遗命避于太白山中。后辗转于庆尚、忠清、全罗三道之间，秘密传教。1880年，崔时亨集教祖之遗文，以《东经大全》之名刊行。到1883年，又增补再刊。因此，东学道之教义得以广泛传播，来投访者络绎不绝。此时，东学道的内部组织已渐完备，设教长、教授、都执、执纲、大正、中正六职。⁽¹⁾

虽然东学道在隐蔽中继续发展，但仍被政府视为厉禁，不容许其存在。1885年以后，忠清道观察使沈相薰对东学道徒屡加镇压。及至1892年，赵秉式任忠清道观察使，继续侦察崔时亨之行踪。当时，崔时亨潜居于忠清道报恩县，有道众建议：天主教布教之禁已经解除，而东学道反禁，实为本末倒置，请教主集合教徒，向观察使请愿，申教祖之冤，为之建祠，并严禁迫害东学道徒。是年12月20日，各地教众会于全罗道参礼郡，到者数千人，草拟陈情书，向全罗道观察使李宪植申述。李宪植在陈情书上批曰：“勿再迷惑！”东学道众不服。25日，再上书李宪植，申述地方吏胥军校恣意没收东学党徒财物，以饱私囊，及其种种不法之举，并请...

1893年1月23日，崔时亨召集八道道众于忠清道报恩县，决定向中央呈递陈情书，陈述东学道教义及教祖之冤案。3月29日，以崔时亨门人朴光浩为疏首的40人，齐集景福宫光化门前，上疏于国王。疏称：

某等饮泣茹恨于兹三十年，先师之至冤至今尚未得伸。以是鸣冤锦营，呼吁定府⁽²⁾，而淆世薄俗不辨底细，随而辄目之以邪学，被之党锢。以东学为名者，茫茫天地，无所归矣。盖东学云者，别无他意，但我先师居于东，学于东，以此名倡者，所以遏西来之学也。不意今日党锢之灰复燃，反助西教之左臂。悠悠苍天，此何人耶？

朝王以其上疏违制，不予接受，而下教旨曰：“尔等其各归家，各安其业，则依愿施行。”⁽³⁾朴光浩等不得已而离京返回全罗道报恩县。

东学道徒伏阙上疏，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容庵弟子记》记此事说：东学道徒“来汉数十人，请韩政府尽逐各国官民，只留华人。揭榜挂西人门首，诟詈多端，外人均大恐。”⁽⁴⁾4月6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亦称：“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逐洋人。迭有揭帖榜文，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讹。”⁽⁵⁾东学道的揭帖榜文保存下来的不多，现摘录一件，以见其斗争矛头所向：

今倭洋之贼，入于心腹，大乱极矣。试观今日之国都，竟是夷贼之巢穴。窃惟壬辰之仇⁽⁶⁾，丙子之耻⁽⁷⁾，宁忍说乎？宁忍忘之？今我东方三千里兆域，尽为禽兽之据；五百年宗社，将见黍离之叹。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今安在哉？况乃倭贼反有懊恨之心，包藏祸胎，方肆厥毒，危在朝夕。倘视恬然而谓之安，则方今之势与投火薪上何异哉？生等虽草野蠢氓，犹袭先王之法，耕国君之土，以养父母。于臣民之分，虽有贵贱之殊，然忠孝何所异哉？愿效微忠于国家，而区区下情无路上达。伏想巡相阁下，以世家忠良，永保国禄，忧在进退，爱君忠国之忱，非生等之可比也。古语曰：大厦将倾，一木难擎；大浪将簸，一苇难航。生等数百万，同力誓死，欲扫破倭洋，而效大报之义。伏愿阁下同心协力，募选有忠有义之士吏，同遂辅国之愿。千万祈恳之至！⁽⁸⁾

这份充满爱国激情的揭帖，提出了“扫破倭洋”的口号，无异于一篇讨伐外国侵略者的檄文。

不久，东学道徒又开始酝酿再次伏阙上疏。4月26日，全国八道的东学道徒汇集于忠清道报恩县，达数万人之多。忠清道观察使赵秉式束手无策。消息报到京城后，朝鲜政府惊恐万状，下令革去赵秉式、李宪植观察使职务，以赵秉镐、金文铉代之。又派户曹参判鱼允中为宣抚使，速赴报恩县解散道徒。鱼允中派人密探东学道内情，得知道主崔时亨并无聚众暴乱之意。5月15日，鱼允中偕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亲赴东学道徒之聚会处，传达国王的教旨，并当众宣布今后地方官吏如有非法*害东学道徒没收财产等事，将处以严罚。崔时亨本无反抗政府之念，在鱼允中劝谕下，便令道徒解散，各自归家。

崔济愚、崔时亨领导的东学道，其宗旨是对抗“西学”，与中国近代的某些反洋教斗争有相似之处，从反对西方教会开始，逐步发展到逐灭一切洋人。这一斗争，尽管带有笼统排外的倾向，但其实质却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应该是反帝爱国运动。东学道并不反对官府，不能称之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当然，不排除东学道的某些行动带有一定的反封建因素，但迄于1893年为止，其主要斗争矛头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⁹⁾

二 东学党起义

从1892年12月东学道开始公开活动后，连续发生了全州请愿、伏阙上疏及报恩聚会三大事件，但其斗争的结果最后竟化为泡影。东学道徒解散后，官府又分别加以逮捕。东学道徒所受的迫害反而有增无已。从金允植给鱼允中的信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东学道徒所采取的可耻的欺骗手段：

窃谓大服人心莫如“信”之一字。向于宣谕之后，宜自朝廷即发一令，既往勿问。……今乃一边开诱以好生之道，一边行会以捕核党魁，彼安肯心服乎？焦唇弊舌而竟归食言，事何以行令乎？未知其间事状如何，党魁已就捕否？此系庙算，非野人之所可与知，而事体则顾不然乎。……方今民心涣散，从乱如水，朝廷无固系之信，所在贪污，长吏又从而殴而纳之。以此言之，未可以己散而释虑也。惟激浊扬清，兴利除弊，为挽回民心之大关捩。⁽¹⁰⁾

金允植反对政府当局的欺骗手段，提出兴利除弊以挽回民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又有谁肯听呢？所以，他的“未可以己散而释虑”的说法，确实是相当清醒的估计。果然，刚转过年来，东学党武装起义便爆发了。

东学党起义首领全琫准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不是东学道主崔时亨及其门下高徒，而是道徒全琫准。全琫准（1854—1894），全罗道古阜郡人。其父为人正直，秉性刚强，曾为古阜郡衙吏属，因不满郡守贪婪无厌，率农民袭击郡衙，不幸被捕，死于乱杖之下。全琫准悲愤不已，常以报亡父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为念。1874年，他拜谒崔时亨，聆听教义，遂为东学道信徒。到1894年领导起义时，已是古阜郡东学道的首领。全琫准所领导的起义，虽然是以东学道徒为核心，并继续沿用东学道的名称，但已经脱去了宗教外衣，所以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东学党起义。

长期以来，由于朝政腐败，人民苦于苛政久矣。一方面，权贵横征暴敛，榨取无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方面，人民贫苦不堪，求生乏术，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东学道徒中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¹¹⁾

这是当时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弥漫了全国。1894年初，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一份报告中说：“根据各种征象，朝鲜人民的不满以及其对于政府的敌视态度，正波及全国。”“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¹²⁾果然不久，震撼半岛的东学党起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东学党起义发端于全罗道古阜郡，事非偶然。1892年，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走马上任。他本是个著名的贪官，巧取豪夺，诛求不已，农民尤无噍类，早有愤愤不平之意。到1894年，万石洑水税事件发生，便激发了这次起义。古阜郡是朝鲜的产米区之一，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堰，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就是古阜郡的国有洑之一。农民从国有洑引水灌溉，须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自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修洑。及至完工之后，赵秉甲竟擅自废除惯例，增加水税，且将水税纳入私囊。郡民不服，赴郡衙辩理，赵秉甲置之不理。郡民复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金反将代表逮捕，投入监狱。郡民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了。

是年2月15日，全琫准率东学道徒和农民袭击郡衙，驱逐了郡守赵秉甲。起义军占领郡衙后，开仓库，将钱谷分散给农民。3月下旬，起义军以古阜郡的白山为根据地，制订了四项行动纲领：一、弗*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夷倭，澄清圣道；四、尽灭权贵，复国安邦。⁽¹³⁾并发布檄文揭露吏治之腐败。从其纲领和檄文看，起义军并未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仍然认为“今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正如各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和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尽管这样，起义军提出了“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还是带有鲜明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的。就是说，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与崔时亨领导的反对西教的斗争相比，已经把斗争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接到起义军攻占古阜郡的报告后，立即派李庚镐率全州监营200士兵前往镇压。全琫准闻讯，率起义军在古阜郡的黄土岘迎战，打败官军。领兵官李庚镐被击毙。起义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乘胜追击，进抵长城郡一带，全罗道首府全州危如累卵。此时，参加起义军的农民甚多，武器也大有改善。据日本《时事报》载：

匪约计四千，此即滋蔓之根也。若统计之，则不下万余人矣。其所用器械不一：有用鸟枪者，有用剑者，有用戈矛者。其枪若三千杆，内两千杆自行购置，其一千系由军械库劫掠者。该匪有乘马者百余人，以为哨探。……其行军战阵之法，的是曾经训练者。⁽¹⁴⁾

于是，全琫准被推为总督，以金德明为军师，大将孙和中与金开男各领一军。起义军有了严密的组织，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东学党起义军纪律异常严明，朝鲜人民和旅朝的外国人士无不有口皆碑。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载：

东学党订有不耽酒色、不吃烟等等规律，党员很能遵守，一点也不为害于农民。有人问他们的目标，回答是：改革政府弊政，驱逐居留的外国人，以图国民的福利。他们所说的总能实现。从古阜进军全州时，禁止践踏田地、妨害农作，并且放空炮告诫军队离开田圃。他们所到地方，各货用现钱交易，商业照常进行，相当有利益而无危害之患。他们在人民中声誉很好。

东京《国民新闻》刊登一个旅朝日人的来信说：

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果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¹⁵⁾

同文馆学生长德禀呈总理衙门的节译日报新闻稿亦称：

若论各匪待民，不但和平，且有仁厚之意，绝不剥削脂膏。无论用民何物，皆予以公平之值。倘遇府库之财，必尽取之以充用度。现该匪志不在图谋京师，而亟亟于储粮草，备器械，购军火，得民心也。⁽¹⁶⁾

起义军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人民群众对起义军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当时，“政府发布了关于保证讨伐队粮米与人民应向官军交纳粮米的严厉命令，但任何人也不加以理睬。至于东学党的军队，它却有足够的粮米，用不着征集，因为农民完全自愿地给他们以各种帮助。”⁽¹⁷⁾

朝鲜政府接到全州监营为起义军所败的报告，惊恐万状，急派京军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¹⁸⁾招讨使，率京军壮卫营八百，自仁川海路向全罗道群山浦进发；又命京军二百，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交涉借用此舰，得到允许。5月8日，洪启薰乘平远舰自仁川出港，前忠清道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为从事官。兵员、野炮两门、枪械及弹药400箱，皆分载于平远舰及苍龙、汉阳两火轮上。10日，洪启薰从群山浦上岸，19日，抵全州，会合由陆路开来的京军，再加以全州监营新募的军队，即向南进发。

先是，1893年东学道报恩大会时，洪启薰曾率壮卫营六百进行威慑，从而达到了迫使崔时亨解散道徒的目的。此番他想重演故伎，对全琫准采取招抚的手段，不战而瓦解起义军。于是，向起义军发谕招降，谓：“朝廷现已免黜全罗监司金文铉，械系郡守赵秉甲，以示抚慰，天恩圣仁极矣。若仍执迷不悟，则决大举讨伐！”⁽¹⁹⁾全琫准拒绝受抚，率军东袭灵光县，生擒守城统长黄万基，斩之。洪启薰知招抚无望，决意以武力镇压。京军壮卫营经过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外国新式武器的军队，但洪启薰感到兵力太少，难操胜券，便密奏朝王，建议借外兵镇压。其奏有云：

目今东学猖獗，或窟于西南，无赖称托蚁附，操守畏缩虎视。大者以万数，小者以千数。初因守令贪墨，生灵涂炭，学虽不足为，乱实可忧。……东逐则西去，西逐则东去，万无剿灭之道。臣之罪多，复命之日，将自缚待罪，以顺王法。而现今时势，我少彼多，难以分兵摧击。伏乞借外兵以助之，使彼首尾不接，音信不通，彼必势孤必散，力穷自解，一举而全得，唯此一条耳。⁽²⁰⁾

朝王以兹事体大，未敢轻易采纳。于是，仅遣枪炮队400人增援。在援兵到达之前，政府军已经与起义军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

起义军先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之正面交锋，使政府军疲于奔命，然后伺机突击袭之。政府军屡为所乘，士气衰落。全琫准率军由灵光南进，经兴德、咸平而辗转进入长城郡，扎营于城南月坪洞。5月24日，洪启薰率政府军蹑踪而至。起义军设伏于月坪洞北丛林中，另以少数老弱之兵扼路口，诱敌深入，伏兵突起袭击。政府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军械多被起义军缴获，营官李斗璜被击毙。据日报载：“缘官军失于谋划，被贼诱入敌营，腹背受困，伤亡者二百余名，余皆溃散。此一役也，官军大挫其锐矣。”⁽²¹⁾洪启薰逃往灵光郡。但是，起义军并不追击，经泰仁、金沟两县北上，进逼全罗道首府全州。31日，起义军自金沟逼近全州府城，占领完山，以缴获的野炮向府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监营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驱使城中壮丁上城守卫，知难持久，乃与中营将林泰斗弃城往忠清道公州，判官闵泳升亦随后而逃。城内既无守将，居民便开城纳降。

6月1日，全琫准率军入城，秩序井然，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居民大悦。全琫准在全州城南门楼张贴榜文，宣布起兵的宗旨曰：

方今事势，非可坐以待死。有雄兵猛将在信地以待，各郡才士飞书千里，以勤王事。以国势论之，执权大臣皆闵姓，终夜经营，只知肥己。其党派布各邑，日以害民为事，民何以堪？今之招讨使，人本无识，自到此地，畏东道之威，不得已而出兵，妄*贤良有功之人，冀以邀功，久必受刑而死。惜三年之内，我国将归倭国。是故东道大举义兵，以安民生。⁽²²⁾

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庆尚两道的东学道徒蜂起响应。起义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执纲所”。至此，东学党起义军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日本政府早就在一直注视着朝鲜局势的发展，以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战端的借口。如今，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三 朝鲜乞兵与清军赴援

东学党起义前后，借兵问题成为朝鲜政府内部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几起几落，长期未能得以实行。

先是在1893年4月东学道徒报恩聚会时，朝鲜政府即有借兵中国之意。5月2日，举行大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忠清道监营兵力微弱，不足以镇压之，而京畿防务亦不甚固，唯有借调中国军队代戡。会后，朝王特派内务府官员朴斋纯亲访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请求中国派军舰及陆军驻马山浦，以资震慑。袁认为，东学道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而“调兵骇闻远近，必多*谣”。⁽²³⁾并力劝朝鲜政府宜镇静处之。10日，再次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处理报恩事件的对策。朝王又提议请援中国，因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郑范朝及左议政赵秉世皆持反对意见，未能做出决定。当时，朝王怕京城空虚，不敢派遣亲兵，故主张借兵中国。而沈舜泽等人反对借兵中国，只是怕负担军费。至于如何妥善解决国内的危机，皆无一人道及。因此，君臣们尽管意见不一，实际上都无改革弊政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打算。只是由于报恩聚会的东学道众解散，借兵之议才不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