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1859—1916）

及至1894年全琫准起义后，借兵中国之议再起。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然而，推动借兵中国之议的最有力者，还是“势道”⁽²⁴⁾闵泳骏。闵泳骏的后台则是朝王李熙和闵妃。当时已有大院君李昰应与东学党勾结的风传。李熙和闵妃为防范此事，故积极支持闵泳骏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²⁵⁾只因大臣中反对者甚多，难以付诸实行。5月25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称：“舟次迭接袁道电：‘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调江华枪队炮队四百余往剿’云。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²⁶⁾直到此时，大臣之间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李熙尽管倾向于向中国借兵，但唯一的顾虑是惧怕日本出兵。因为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曾多次访问外务署督办赵秉稷及其他大臣，力言借调外兵甚为不可。⁽²⁷⁾李熙更担心如借兵中国，日本必以此为借口出兵，局面将难以收拾，因此举棋不定，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朝鲜国王李熙（1864—1907）

但在此时，闵泳骏仍然与袁世凯暗中联络，不断磋商此事。闵、袁曾在校洞之闵泳骏府中密议，袁谓朝鲜文武官吏中无一人物，闵请道其意。袁称：“方今东学跳梁，招讨重任，而使孺子之洪启薰任之。国家不误而何？余近遣使至战地侦察，将无严威，军无纪律，官校终日不为一事。兵卒出入闾里，偷财贪色，为害居民。贼军在前，则远阵于数十里以外，待其退却，然后追讨。是岂讨贼之本意？余谓朝鲜无人物以此。若使余划策，期以十日，必不难讨灭之。”⁽²⁸⁾袁还向闵表示，只要朝鲜政府以正式照会的形式提出求援，中国可随时考虑其借兵要求。

30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问题，意见仍然相持不下。领敦宁府事金炳始反对借兵最为激烈，向李熙进言曰：“匪徒虽难赦，然皆我民，将以我兵剿之。若借他国兵诛讨，我民心当如何？民心易涣散，宜审慎！”⁽²⁹⁾讨论无结果而散。

31日，全州陷落的消息传来，京城为之震动。李熙急派闵泳骏向袁世凯求助：“方今全州失守，以若朝鲜之兵，难以抵乱敌。且人才难得其人。望大人特念。”袁十分爽快地回答道：“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闵闻此言大喜，即回报李熙。

6月1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是否会引起第三国出兵的问题。朝王与大臣的谈话内容如下：

闵泳骏、赵秉稷禀：“都城二十里内，贼犯之前，各国兵不得下陆，公法所载。今日清兵请来，其他外兵不得挥入。”

朝王：“若日本称邻谊，出兵来助，以何对之？”

闵泳骏：“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烦圣虑。”

朝王：“日前袁氏之言，不无俄兵见机称助之意，此则何以答之乎？”

闵泳骏：“自有所答之道。”

至此，朝王才下定借兵的决心，对诸大臣曰：“此论（指反对借兵的主张）固好矣。来头事未可料，诸大臣之论亦宜请援云。清馆照会促送可也。”⁽³⁰⁾

同一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

京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兵二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且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为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顷已嘱“如必须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即代转电请宪核办”等语。⁽³¹⁾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借口出兵。对于这一点，袁世凯不是不知道。朝王之所以迟迟不敢请援者，也是为此。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呢？因为他相信，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为名，有出兵之举，也不过派遣百余名士兵而已，不致引起难以了结的纠葛。

其实，早在5月上旬，当袁世凯派平远舰帮助朝鲜运兵时，日本即非常关注中国士兵是否登岸。5月29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又密令杉村濬：密切注意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是否已向中国求援。到6月1日，杉村濬已探知朝王决定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于是，急遣*生郑永邦访问袁世凯，以“询匪情”为名试探袁的真意，并诱引袁入其圈套：

郑：“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

袁：“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

袁：“乙酉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

郑：“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³²⁾

袁世凯听了郑永邦“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更加相信日本顶多“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地给李鸿章打了请兵的电报。

6月2日，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详探朝鲜请援之究竟。前一天郑永邦来访时，袁世凯已经透出“俟接到正式公文后，即筹备出兵”的口风。杉村濬当即致电陆奥宗光报告此事。所以，他今天来访，一方面是证实此事；一方面以“盼华速代戡”为名，进一步诱袁上钩：

杉村濬问：“盼华速代戡，允否？”

袁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故未之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杉村濬问：“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甚危。拟先调兵来防护，华何办法？”

袁答：“或调兵护，或徙商民赴仁川，待匪近再定。”

杉村濬：“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虑。”

杉村濬所说：“拟先调兵来防护”，含催促中国出兵之意，又是为日本出兵预留地步。袁世凯却见不及此，总是从好的方面考虑，以为同杉村濬有老交情，不会对自己过不去，说什么“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³³⁾他完全相信了日本方面的瞎话。

到了6月3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³⁴⁾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致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6月6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³⁵⁾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³⁶⁾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7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³⁷⁾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接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³⁸⁾为“属邦”二字，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³⁹⁾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⁴⁰⁾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杉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⁴¹⁾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910人，为前锋。6月6日下午6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8日下午6时抵牙山海口。9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1055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8日下午6时启航，10日下午3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12日上午10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100名、旱雷兵100名及步队300名，乘海定轮渡海，于25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2465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并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⁴²⁾

6月12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士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100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⁴³⁾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⁴⁴⁾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⁴⁵⁾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⁴⁶⁾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已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6月11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一、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二、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

三、严惩横暴富豪。

四、严惩不良儒林两班。

五、烧毁奴婢文书。

六、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原注：屠户卖肉者）戴平壤笠。

七、许青年寡妇再嫁。

八、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

九、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

十、严惩私通日本者。

十一、取消一切公私债务。

十二、土地应平均分配。⁽⁴⁷⁾

12日，全琫准率起义军退出全州，撤至淳昌和南原一带。⁽⁴⁸⁾14日，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开始安抚地方。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7月5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20天。是日下午3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全州城。全州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9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7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⁴⁹⁾即离开全州。10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着，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⁵⁰⁾

聂士成电文的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这位被日人誉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⁵¹⁾的将领为什么主张退却呢？这是因为“兵无常势”，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在军事上已失先着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鸟圭介看到“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入内地”，即曾致电政府说：“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陆奥宗光也认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⁵²⁾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逞其外交伎俩，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

11日，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请班师”。于是，叶根据自己的考虑，向李提出上、中、下三策。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上策”。但是，兵机既钝，缓不济急，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结果仍是“迁延不断”⁽⁵³⁾，实际上无异于“下策”也。当天，李鸿章复电“暂静守勿动”。⁽⁵⁴⁾

聂士成提出“撤队内渡”的建议时，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难以再来。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这样一来，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

四 日军大举入朝

当东学党起义军胜利发展之时，日本报纸争相传布，物议纷纷。一些扩张主义者更趁机大造舆论，促使政府出兵。日本各报还用诗歌的形式宣扬“日本刀”和“日本魂”，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有的鼓吹“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⁵⁵⁾有的则公然鼓吹灭亡朝鲜，说什么“五百年而李氏亡，果然劫运应红羊”。⁽⁵⁶⁾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⁵⁷⁾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问题，陆奥感到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颇寄希望于朝鲜政府之请求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因此，他指示杉村密切注视朝鲜政府与袁世凯之间的联系，查清事实回报。

事实上，日本军事当局已在进行出兵的准备。掌握军事大权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态度尤为积极，他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釜山搜集情报。其后，复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釜山，继续进行调查。30日，伊知地调查完毕后返回日本。听取伊知地汇报之后，军部内出兵声浪益盛。川上操六遂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向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⁵⁸⁾同时，秘密着手进行战争动员。以参谋本部第一局长陆军步兵大佐寺内正毅为主任，工兵少佐山根武亮、海军大尉松本和、工兵大尉井上仁郎、骑兵大尉西田治六为组员，专门掌管输送陆军事务，以备战争爆发后成立运输通讯部。当天，陆奥宗光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谈。31日，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从天津到仁川需两天两夜，而日本军队从门司出发到仁川则需四天四夜，若不早作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

日本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1852—1912）

6月2日，伊藤博文在官邸召开内阁会议。适日本外务省突接杉村濬之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袁世凯提出中国出兵的请求。陆奥宗光如获至宝，持此电出席内阁会议，首先将电文交给阁员们传阅。然后，陆奥提出意见说：“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⁵⁹⁾当时，伊藤内阁正陷于危机之中。伊藤博文所处的地位是，要么实行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二者必居其一。而且，他本人已决意采取后一种手段。杉村的急电和陆奥的意见，不仅使政府排除上述两种手段有了可能，而且提供了把国内矛盾转向国外的绝好时机。因此，阁员莫不同意陆奥的意见。于是，伊藤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并对出兵朝鲜问题作出了秘密决议。伊藤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上奏于明治天皇，得到了裁可。

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三人对坐讨论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讨论中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必然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中国所派军队当不至于超过5000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6000至7000兵力。如果中国进一步增加兵力，日本也要增派一个师团。因此，应作派出一个师团的准备，并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林董后来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⁶⁰⁾与此同时，日本还进一步加强了在华的间谍活动，并特派来华多年的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潜伏烟台，以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

6月3日，袁世凯派译员蔡绍基通知杉村濬，朝鲜政府已经正式提出请求派遣援兵。杉村立即急电报告政府。同时，日本驻中国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也有报告到外务省。4日，陆奥命大鸟圭介即日到外务省，授以训令，命其迅速回任。大鸟临行前，陆奥又特别指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尽管陆奥后来自我辩解说：“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予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⁶¹⁾这实际上是把挑起战端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大鸟。

改着华装的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1864—1923）

5日，日本根据战时条例，正式成立了大本营。其主要机构及成员如下：

侍从武官 侍从武官长陆军少将冈泽精

侍从步兵中佐中村觉、海军少佐斋藤实、海军大尉川岛令次郎

军事内务局 局长陆军少将冈泽精（兼）

局员海军少佐三须宗太郎、陆军宪兵大尉系贺虎次郎、海军大尉丹羽教忠（1894年9月1日步兵大佐田村宽一补任；同年10月25日免，以步兵大佐真锅文武接任）

幕僚长 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炽仁亲王（1895年1月24日炽仁死，26日以小松彰仁亲王接任）

陆军参谋 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

海军参谋 海军军令部长海军中将子爵中牟田仓之助（1894年7月17日，海军中将子爵桦山资纪接任）

兵站总监部 总监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兼）

参谋陆军步兵少佐田村怡与造（1894年8月27日步兵中佐高木作藏接任）

运输通信部 长官陆军步兵大佐寺内正毅

铁路船舶运输委员陆军工兵少佐山根武亮（1894年10月1日免）

*高等电信部长陆军工兵少佐渡部当次

*高等邮便部长递信*官汤川宽吉

*监督部 长官野田豁道

*卫生部 长官石黑忠惪

管理部 部长陆军炮兵少佐村田惇

陆军部 陆军大臣陆军大将伯爵大山岩（1894年9月25日海军大将西乡从道兼任）

副官陆军炮兵少佐福家安定

海军部 海军大臣海军大将伯爵西乡从道

副官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

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都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内阁大臣在法制方面也无权进行干预。当时，日本仅决定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从指挥上说，并无设立如此庞大的大本营之必要。其所以如此，盖日本参谋本部早有必战之心，而伊藤博文在外交上尚颇有顾虑，一时举棋不定，军部正可借此收取内阁“对清、韩大方针决定之权，而极力以导引开战为有利之阴谋”。⁽⁶²⁾同一天，明治天皇批准向朝鲜派出一个混成旅团，并向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了扩充兵员的旨令。

当天下午，大鸟圭介偕同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海军军令部第二局员海军少佐安原金次，乘巡洋舰八重山号自横须贺启航返回任所。警视厅警部及巡查20名随行，以护卫公使。出发之前，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指示八重山舰长海军大佐平山藤次郎：要与公使共进退；抵仁川后，公使如认为必要，除该舰临时搭乘之70名官兵外，尚可与停泊仁川港之帝国军舰各舰长协议，务派多数陆战队登陆以待命。半夜11时半，杉村濬接到陆奥宗光的电报：“大鸟公使于六月五日午后一时乘八重山舰从横须贺起锚去仁川，有三百名水手和二十名警察作为警卫随行。但水兵出发一事，在新的训令到达之前不得公开。”6日，杉村向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和袁世凯通报大鸟公使已出发回任，同时“透露了作为护卫率来警察二十名，但对水兵同来一事秘而不宣”。⁽⁶³⁾7日，当大鸟一行已在驶往朝鲜的途中时，日本始将出兵决定正式照会中国。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持外务省电报来见李鸿章，称：“韩事多警，日本已派兵往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李鸿章对荒川说：“汉城、仁、釜各口现俱安静，中国派兵专剿内地土匪，并不至汉及通商各口。汝国似不必派兵，致人惊疑。”又谓：“如已派保护官商，断不可多，且非韩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日兵相遇生衅。”⁽⁶⁴⁾9日，总理衙门以同样的理由复照驳之。日本挑衅之心已定，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便于12日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此次我国派兵朝鲜，是凭《济物浦条约》而于为之，遵照《天津条约》办理在案。其应几多调派，我政府不得不自行定夺。其应如何行动，非所掣肘。”⁽⁶⁵⁾其险恶居心已昭然若揭。

9日拂晓，八重山驶至丰岛附近海面，与担任警备的日舰筑紫号相遇，得知中国军队业已到达牙山湾。下午3时，八重山进入仁川港。在此之前，日本常备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祐亨正率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停泊于福建闽江口之马祖岛，西乡从道令其回航釜山。伊东留速力迟缓的高雄在后，即率松岛、千代田二舰急驶釜山。日本驻釜山总领事室田义文向伊东传达了海军大臣“赴仁川”的命令。伊东即留高雄于釜山，率松岛和千代田启航，稍后于八重山而抵仁川。此时，泊仁川港的日本军舰为松岛、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赤城六艘，而中国仅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舰。日本海军力量远远凌驾于中国海军之上。

伊东祐亨抵仁川后，即至八重山舰会见大鸟圭介，商讨进兵的计划。当时决定，大鸟于明日登岸赴汉城任所，伊东则自各舰抽调人员编成联合陆战队登陆护卫。联合陆战队由松岛副舰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任指挥官兼大队长，海军大尉中川藤次郎为大队副官，海军大尉岛村速雄、井上保为大队参谋，包括海军大尉谷雅四郎、仙头武夫为中队长的两个中队的枪队，及海军大尉名利又八郎为中队长的一个中队的野炮队（有野炮4门）⁽⁶⁶⁾，共官佐28人、士兵405人。当天晚上10时许，陆战队全部上岸，驻扎于仁川日租界。10日凌晨3时，全队集合于日本总领事馆。4时，枪队和炮队同时出发：枪队由陆路护送大鸟进入汉城；炮队取道水路，乘汽船顺明号溯汉江而上，在龙山登陆。是日下午，大鸟在麻浦乘渡船过汉江，自南门入城，于午后6时45分抵公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