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1832—1911）

先是朝鲜政府接到日本出兵通知后，外务督办赵秉稷曾于8日派主事李鹤圭至日本公使馆，质问其出兵理由。及至闻大鸟圭介将率兵入京，急遣外务衙门参议美人李仙得及外务参议闵商镐至仁川劝阻，因大鸟已从仁川出发，未能遇上。朝鲜政府又派外务协办李容植迎至汉江左岸，在麻浦附近会见大鸟，告以京城平稳，勿需率兵入城，并劝其返回。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大鸟坚持不允，终于当天10日午后6时半入京。联合陆战队除一小队驻木觅山之麓外，余均随大鸟入城，设大队本部于市川旅馆内。11日，赵秉稷亲访大鸟，抗议日兵入京，并要求日本急速撤兵。日本国内还在继续动员增兵朝鲜，大鸟当然不会接受朝鲜政府的撤兵要求，因此断然予以拒绝。

自6月2日阁议出兵后，日本参谋本部即下令广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命调其所统之驻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队，编为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大岛混成旅团主要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骑兵一个中队和*炮兵一个大队（野炮12门），合计7600多人。混成旅团至6月10日编制完毕。本来，大本营打算等混成旅团组织动员后再行出兵。可是，在此前数日，日本大本营接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电报，谓中国第一批派遣军定于6日由山海关出发。日本大本营怕中国先行一步，于是改变计划，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步兵一大队作为先遣队出发。野津道贯即令大岛义昌先遣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其所部步兵一大队，并附以工兵一小队，于8日从宇品上运输船和歌浦丸。9日，和歌浦丸在高雄舰护卫下出发。12日，一户抵仁川，急率部登陆。13日，一户率队进汉城，以接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的联合陆战队，使其返回本舰。

大岛混成旅团先遣队临时司令部

在此以前，陆军省先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订立了租船租约，租用山城丸、和歌浦丸、近江丸、酒田丸⁽⁶⁷⁾、熊本丸、远江丸、仙台丸、越后丸、兵库丸、住江丸十艘轮船，作为运兵之用。后又与大阪商船会社租用木曾川丸、筑后川丸两船，专备釜山、仁川间海路通信之用。于是，大岛义昌少将率已准备好的第一批部队分登近江丸、熊本丸、远江丸、越后丸、酒田丸五船，于6月10日自宇品出港先发。续发部队分乘住江丸、兵库丸、仙台丸、山城丸四船，亦于11日出港，至13日追及先发各船。日本运兵船由吉野舰护航，于15日先后进入仁川港。16日，全队登陆。大岛将旅团司令部设于仁川的水津旅馆。此次共运步兵一联队、骑兵一中队、炮兵一中队、工兵一中队、辎重兵半中队、*病院一个、兵站监部及司令部，共2673人、马186匹。加上一户兵卫所带的先遣部队，混成旅团入朝人数近4000人。

日军大岛（义昌）混成旅团先遣队从仁川登陆

此时，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4000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的优势。

第二节 中日交涉撤兵与清政府和战两歧

从6月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着从朝鲜撤兵的问题开始了频繁的交涉。在这场交涉中，由于李鸿章一心想“保全和局”⁽⁶⁸⁾，而清朝中枢内部又和战两歧，难以对朝鲜问题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因此，交涉的结果只能对日本有利，使它赢得了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

集军事外交重责于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日本的情况既不真正了解，对整个形势也缺乏正确的估计，所以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处处被动。起初，当朝鲜政府乞援时，他采纳了袁世凯出兵朝鲜的建议，对日本“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毫不置疑，并未料到日本会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及日本已经出兵，他先是于6月7日要求日本只派少量军队。9日，总理衙门即以此意照会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12日，小村复照总理衙门，断然拒绝无须多派军队的提议。其后，日本继续增兵不已，李鸿章始感到事态的严重。于是，中日双方开始了历时近一个半月的交涉。整个交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6月12日至16日，是交涉中日双方共同撤军的阶段。

6月12日，日本大岛混成旅团先遣部队抵仁川时，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业已出发，正在驶向仁川的途中。此时，汉城非常平静，日本突派大军压境，颇引人注目。各国驻汉城公使对日本的举动无不吃惊，而且持有异议。正是在这种外交的压力下，大鸟圭介才主动同袁世凯商谈双方撤军问题。到15日，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即就分批撤军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只差双方互换公文了。事实上，早在两天前，大鸟已经接到了陆奥宗光的电令，不仅反对从朝鲜撤军，而且明确指出：“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⁶⁹⁾撤军谈判进行到第五天，便由于日本正式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而宣告失败了。在谈判中，李鸿章坚持两国同时撤军的原则，应该说是公平合理的。但是，由于他未能觉察日本蓄谋挑起衅端的野心，所以在原则行不通时未能采取适当的策略。在此期间，朝鲜政府曾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如果中国在双方撤军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宣布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而单方面撤军，未尝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么，日本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其精心策划的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想提也提不出来了。所以，在此阶段中，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他未能洞察奸谋，及早采取相应的策略。否则，日本尽管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想急于挑起衅端则势所难能了。

第二阶段：从6月16日至22日，是谈判日本提出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的阶段。

6月16日，日本政府在使双方撤军谈判破裂之后，向中国提出了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日本之提出此案，是想既把清军拖在朝鲜，又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以达到进一步挑衅的目的。在此阶段中，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皆据理驳斥日方提案。李鸿章同意驻日公使汪凤藻关于“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的意见，认为“尚是正论”。⁽⁷⁰⁾并断定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他已看出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他还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辩勿怖。”⁽⁷¹⁾总理衙门也告诫日本：“朝鲜有其自主之权”，“不得对其内政滥加干涉”。⁽⁷²⁾在谈判中通过斗争来保全和局，坚持了原则立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日本决心挑起战争这一点，李鸿章并无充分的估计。他不是加强战备以保全和局，而是用绥靖手段以求和局，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6月17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提出增兵的建议：“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为怯，狡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俟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望就范。”李却复电曰：“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⁷³⁾18日，袁世凯亦致电李鸿章：“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建议加强军备，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李鸿章也只是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添调数船往仁川，以“聊助声势”。⁽⁷⁴⁾对于汪凤藻、袁世凯二人加强战备的建议，他致电总理衙门阐述己见说：“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⁷⁵⁾李鸿章在已觉察日本怀有“侵夺之谋”的情况下，不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想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到6月22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地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⁷⁶⁾李鸿章的这一幻想也就破灭了。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32—1901）

第三阶段：从6月22日至7月14日，是一面与日本交涉一面依靠列强调停的阶段。

6月21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向朝鲜继续派出第二批部队，并撇开中国而单独胁迫朝鲜政府“改革内政”。日本挑战的意图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当时，日本方面虽百般威逼，朝鲜政府仍严正指出：日本“严限实行改革的日期，不免有干涉内政之嫌。”⁽⁷⁷⁾并表示：“内政改革一事，须待贵军撤回之后，我政府可实行之。”⁽⁷⁸⁾朝鲜政府拒绝了日本以高压手段强勒“改革内政”的计谋。此时，清政府主要依赖列强进行调停。在朝鲜，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的交涉已告终止；在北京，总理衙门与小村寿太郎的谈判表面上还在进行。先是7月4日，小村至总理衙门表示，“愿两国相商，不甚愿他国干预，以免日后牵制。”并说明“已接其外务电，予以商议之权，日内必能开谈”。⁽⁷⁹⁾其后，总理衙门与小村进行了两次会谈：

第一次会谈是在7月7日，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奕劻、孙毓汶、徐用仪、崇礼、张荫桓五人，日本方面则由小村寿太郎携*官兼译员郑永昌参加。其主要对话如下：

小村：“对于此次事件，如贵我两国不速开协商之端绪，恐日益受他国之干涉，此应为特别注意之事。”

孙：“贵政府对此事更应提出办法，我政府希望据此与贵署大臣达成协议。”

小村：“目前自朝鲜撤出两国兵员，乃谈判开始先应议定之事项。即对于撤兵之方法和时间进行必要之协商。此点仅供贵王大臣参考，故明言之。”

孙：“如同意以此为协商之第一项，本大臣亦表同感。”

奕劻：“早者明日，迟者亦不过后日，可答复之。”

小村：“此事急需处理，希望至迟后日必须答复。”⁽⁸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