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复活#

批评家和反社会人格是两回事。

批评家批评一个东西是要做很多研究的。尤其是要做社会批评，那么政治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化学都要下苦功，只有在这些角度都确定不存在不得已的苦衷、确信存在可以负担的、有过渡方案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有可持续性的方案，而且确信这些方案的不采纳不是出于学术原因而是出于渎职时，才可以对渎职做出批评。

上述功夫下不到位，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去下这个功夫，首先就没有能力做出有意义的批评，而只能说是在抱怨。这就像不懂电机和制冷的人抱怨空调居然要用电，抱怨完了空调还是要用电，只是徒耗精力，浪费社会资源。

当社会仅有不满，却没有渎职问题的时候，真正的批评家做的事情恰恰是相反的——ta们有责任去通过介绍各种知识、逻辑去帮助人们理解当前的状况，去保持耐心和信心。

其实做的工作是一样的，都是做一样的计算，算出来有问题，就把公式摆出来，说明如何有问题以及可以如何改。算出来没问题，就把公式摆出来说明如何没问题。

反社会者看上去做的事情很类似，但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个不同首先体现在学养上极端的匮乏以及对问题高度的傲慢。所谓匮乏，就是没有去做那些功夫，所谓傲慢，就是不但没做这些功夫，还声称根本没有必要下这些功夫。

而这两种人具体表现，就是批评家只有在有问题的时候说问题，在没有问题的时候也不会保持沉默，而是会说“没有问题”，而反社会者则只在有问题的时候说有问题，在没有问题的时候要么自认为“我没有义务歌功颂德”而消失不见，要么干脆创造问题来“保持压力”。

反社会者其实只是在玩社会批评的游戏，重要的不是社会得到进步，而是游戏可以继续玩下去，而那些功夫都是不必要的成本，自然也就是多余的，它甚至不需要依赖于真实的社会问题存在，哪怕是基于编造、传闻，只要可以继续获取快感，都一样可以来者不拒。

批评是不快乐的，是悲痛、惋惜、焦急的，是没有兴奋、愉悦、欣快感的，你可以感受到批评者自己对这批评的厌恶和憎恶。佳兵不祥，不得已而用之。

而反社会者的攻击则是兴奋的、期待的、喜悦的，你可以感受到ta们对这“批评”的渴望和急切。

你参考下鲁迅的履历和行为，比如他在那几门功课上下了多少功夫，比如他是否每回写完批评文章后兴奋快乐、踌躇满志，你就会知道鲁迅在现代大概率会被一些人“大失所望”，定性为“御用文人”。

不过这里鲁迅不是关键，关键是你自己。

你不要做第二种人，而要做第一种人。第二种做法是一种毒瘾，不但说出来话会越来越没人在乎，而且会逐渐毒害你整个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把你自己陷入到社会绝境之中。

因为这些貌似批评实质上却是反社会行为的作为，每一件都是对整个社会的剥削和掠夺——是在盗窃公共利益换自己的心理海洛因。这种损天下以奉一己的事，只有其他的瘾君子会给予精神支持，而会被整个社会厌弃甚至排斥。

问题是，这些瘾君子的精神支持是没用的，ta们长期持续亏损，自己也穷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