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网文多极尽吸睛之能，于是无数“竟然”应运而生、让人们看了一惊一乍的，还以为历史真的如此“无奇不有”。比如下文提及的两大“巧合”，就属网上比较流行的”历史奇谈“，茶余饭后间许多自认为读过点历史的朋友们都常引为谈资。

巧合一，公元纪年竟然与我国的帝王纪年重合？巧合二，我国的明文古史“始于共和、终于共和”？听我说完大家就知道是啥回事了！

公元前1年时汉哀帝驾崩，王莽立幼帝(汉平帝)即位、并于次年改元“元始”，就是说、“元始”的第一年也正是公元纪年的第一年。于是今人惊呼：“王莽*这些事如此刻意、又是一个从新中国穿越回去的铁证(我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使用公元纪年)！”这意思是说，王莽为何不在汉平帝即位之初时就改元呢？这分明就是为了去“迎合”次年的“公元元年”呀！

我们知道，公元纪年是西方在“元始”一千多年后才制定的，两者全无任何交集，非要说“巧合”，那也是西方纪年“迎合”了我们的帝王纪年。还有一个情况是，古时候新帝即位，通常都会在第二年才改元(因为即位的当年还是上一位皇帝的年号)，这就否认了所谓的刻意之说、制度本就如此嘛！这当中最大的不同是：帝王纪年只属于该帝王本人，不具备延续性；公元纪年则是按时间线一直延绵下去，两者就是“线段与直线”的区别，何来的“巧合”？

非要牵强地说“巧合”，无非是“耶和华正好在汉平帝即位的第二年出生”，就这句话本身看，则全然谈不上什么巧合了！我自己也可以这么说：“我正好在某伟人去世的前三年出生”，这句话得是有多无聊、为了说明什么问题？

至于第二个“巧合”，“始于共和、终于共和”，乍看起来似乎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结论，真相却是如何呢？

我们的明文历史记载确实是始于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公元1911年，正是当前划定的“古史”时间范围、这之后则属当代史。为刻画1911年这重大的历史分水岭，有部著名的电视剧就直接命名《走向共和》，该名称也是深入人心、深受认可的！

“共和”一词既是古而有之，然而当代的共和概念则源自西方的拉丁词汇“res publica”，这就需要考究当年的革命先驱们为何选择“共和”这中文词来表达那个拉丁词汇了。

晚清时期的民主革命源自我国南方，孙中山、陈少白等“反清四大寇”又都来自地理上非常接近的广东地域(广东中山、广东新会等地)。由于孙中山早期的革命资金多来自许多爱国华侨，台山的陈宜禧(新宁铁路创办人)、新会的李纪堂(《十月围城》角色原型)、杨西岩(曾任广东财厅厅长、中山纪念堂建设用地捐赠者及发起人之一)等人都曾为孙中山的革命“毁家纾难”，当年他们都没少活动于中山、新会一带。

新会与鹤山交界的地域有处地方就叫“共和”(今鹤山共和镇)，首先得说一说该地命名的来由。

清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战争”正是广东四邑地区的“土客械斗”，这场“战争”同室操戈了近百年、死亡逾三十万人；为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广东巡抚就将台山赤溪划为“客家自治厅”、并从新会置出鹤山之地用来安置数目庞大的客家人群体。土著和客家各有其地平等共治，冲突渐渐平息，相关边界地域就根据历史上“周召共和”的共治理念命名为“共和”。当然、为了社会和谐，今天已较少“哪壶不开提哪壶”提及这段往事，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了。

在给民主革命制定宪政类型的时候，拉丁词汇“res publica”的核心理念是孙中山等人所需的、而“共治”的宪政方式也是他们需要的，于是鹤山共和的这个地名就起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启发作用——既有现成的名称、意思还非常贴切！

实际上，“res publica=共和“还源自梁启超的一系列著述，其中以《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影响最大；作为新会人，梁启超自然非常了解鹤山共和的过往历史。严复一直反对“共和”一词，梁启超还没少拿法国大革命及“土客械斗”一事来怼他：“罗兰夫人之共和、土客之共和谁个不惨烈？无共和即无自由！”(新民丛报《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在实际考据中，孙中山是自1895年起开始对外宣称“res publica”，直到1903年才开始以“共和”一词表达该含义；当代史学家们认为，这跟1902年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开办是存在直接关系的，也正是自《新民丛报》开始，梁启超开始与康有为以及君主立宪决裂、高歌共和，直接使用的就是“共和”这中文词汇！

有了历史典故、实际地名和梁启超这杆大笔的支撑，“始于共和、终于共和”由此跃然纸上，可见这绝非什么巧合！因为西周时的“共和”跟后来的“res publica”本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仅借用了其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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