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不仅是宋代一等一的全才型文化巨人，就在整个中华历史里，也能列入知名度最高的古人前列。以今时今日人们对苏东坡的喜爱和关注，多数人也知道他的一生不算顺遂。尽管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代皇帝对他其实都有好感，偏偏还是将他贬来贬去，连带儿子们也一起颠沛流离。对于著名的四川眉山三苏，今天人们大多都知道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感情非常深厚，却很少有人关注苏东坡三个儿子的经历。实际苏迈、苏迨与苏过，全都因为苏东坡后半生的贬谪，改写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苏东坡塑像

一、长子苏迈受乌台诗案牵连

苏迈，字维康，是苏东坡第一个王夫人王弗所生，按籍贯是眉州眉山县人，实际生于北宋的京师开封府。五岁左右，因苏洵过世，苏轼、苏辙兄弟将父亲送归眉山安葬，苏迈跟着家人一起回到四川，在守孝期间跟着父亲读书三四年。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轼守丧结束。夫人王弗身故，苏轼带着不到十岁的苏迈回到开封，续娶妻子的堂妹王闰之，将苏迈交给王氏抚养，督促读书。这时，王安石推动新法，苏轼有些不赞同（实际苏轼一生对神宗年间新法的态度有过几番转变，但他并不回避自己的态度，这也是造成半生跌宕的原因），于熙宁三年写了著名的上皇帝书，跟着还再论、三论。

苏轼在仁宗末年的科举中一战成名，受欧阳修大赞，王安石和神宗其实都对苏轼很欣赏，四川老乡范镇就想推荐苏轼接替知谏院，王安石坚决阻止。即便如此，神宗还想安排苏轼编撰史书一类闲散职务，可以留在京师，但王安石以提升待遇的方式非要将其派往杭州，苏迈跟着前往。三年后转去密州，苏迈就跟随父亲辗转，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

熙宁十年（1077），苏迈满十八岁，苏轼为儿子向同乡前辈吕陶求亲（为四川眉州彭山县人，年长苏轼十岁。吕陶是宋代典型弘扬儒学的士大夫，重视民生和文化教育。本来在四川知彭州，也上疏反对王安石，贬为蜀州通判。宋哲宗继位后因司马光等人恢复地位，改殿中侍御史。活到徽宗年间身故，享年七十七岁。另外，苏轼最初想的是通过范镇向司马光求亲，都知道司马光只有一个夫人张氏，一说张氏没有生育，一说有过两个夭折的幼子，最后才以哥哥司马旦的儿子司马康为嗣子。并没有关于女儿的记载，所以苏轼向司马光求亲一事颇耐人寻味，很有苏轼初回京师希望表明立场，结好司马光的意思。苏轼、苏辙在京师参加制科考试时，司马光是考官，所以苏轼苏辙等同于司马光的门生。苏洵过世时，司马光参加吊唁，苏轼顺便为亡母程氏向司马光求墓志铭，司马光欣然同意。所以本来司马光与苏轼兄弟交情也匪浅，因此有希望结亲巩固关系，至于是否司马光本人女儿恐怕都不要紧，但这一事没有顺利达成）：“里门之游，笃于早岁；交朋之分，重于世姻。某长子迈，天资朴鲁，近凭一艺于师传。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聊申不腆之币，愿结无穷之欢。”两家结亲，次年八月，吕氏生下儿子苏箪。三年后，苏迈考中元丰四年（1081）进士，次年吕氏病故于黄州。

司马光画像

就在苏迈积极备考的元丰初年，苏轼卷入著名的乌台案中。苏迈当时在京师，天天给狱中的苏轼送饭。父子俩不能直接见面，于是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坏消息就送鱼，以便心中有数，同时，苏迈为父亲的案情还四处奔走，托人申诉。

关于乌台案的研究已经很多，大体是苏轼辗转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为官时，亲眼目睹新法推行中，尤其青苗法、食盐专卖法等令百姓利益受损。苏轼为人正直，就在诗歌里有所感慨。

乌台案之所以严重，和王安石本人却没关系。王安石于熙宁九年就因为舆论被免，新法后期是神宗一手坚持推行，所以，对苏轼的调查是钦定，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针对苏轼。

他们从苏轼在湖州的上书中找麻烦，然后联系一系列诗歌找出大不敬的证据，尤其苏东坡和李清臣、司马光、苏辙、黄庭坚等人来往唱和的作品。另有和驸马王诜的往来文书是重点，苏轼在湖州为官，正是王诜先从开封得到消息，通知在南京的苏辙（指宋代南京，今河南商丘市）。

通过审理，苏轼最终承认一些作品涉及新法，因此宋神宗十分恼怒，大理寺根据宋代刑律中批评君主的量刑，苏轼属于士大夫文化的“讥讽”，表示婉转反对，情节相对较轻，加上认罪态度也不错，按律应“徒二年”。再根据宋代另一“会赦当原”的原则，就是创作一系列诗文的时间段，每每有大赦天下的诏旨颁布。诗文批评并不是十分过激，属于可以原谅的范围，归纳下来，还是可以免除对苏轼进行惩罚。

影视剧中的苏东坡形象

御史台对此不满，又让审刑院复核案情，得出结论是支持大理寺，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可都知道，苏轼最终还是被贬，实际就是另据皇帝圣旨对苏轼要处以“特责”，从法律角度本可赦免，但皇帝另外强加惩罚。如推行新法之初，苏轼批评激烈一点或早被发现态度如此，那就属于大不敬之罪，尺度严一些处以死刑都是可能的，好比当年韩愈激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一开始就被论罪当死 。

由于苏轼在朝野上下有很多人欣赏，不论是出于苏迈苏辙的请托，还是本来就同情，先后有很多人求情。像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连王安石实际也爱惜苏轼，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更有太皇太后曹氏出面：“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之可乎？”还有章惇也出面说情（章惇和苏轼同是嘉祐二年进士，一起从陕西出仕，苏轼为凤翔判官，章惇为商州令，两人同游终南山。苏轼贬谪期间，章惇多次送衣物药品，因这份情义，苏轼后长期与章惇保持来往。两人关系变坏是哲宗以后，朝中仅剩章惇一个所谓新派，苏辙在司马光等人集体批评时率先附和打击章惇，苏轼当时选择沉默。章惇为人冲动强硬，对苏轼一声不吭感到失望。后来哲宗亲自主事重用章惇，再次贬谪苏轼。但徽宗继位后反过来贬章惇到岭南雷州，苏轼回到中原曾给章惇和儿子章援去信，同样送去一些药物，两人关系有所缓和，但再没有机会重遇。苏轼死后过了四年，章惇也死了），最终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长子苏迈和父亲一起到黄州。

其他有三人受牵连很重，首推驸马王诜，因泄密给苏轼，还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更因对公主不礼貌，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为真宗名相王旦的孙子，官职并不高，但是有名画家，和苏轼感情很好。其父王素也对苏轼很欣赏，王素与苏轼的伯乐张方平同龄，张方平正是王巩的岳父。苏轼守父丧归蜀期间，王素知成都府，苏轼就曾登门拜会。王素于熙宁六年身故，年六十七），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宾州（今广西宾阳）。苏轼非常内疚，写诗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元丰四年（1081），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后多次在书信中流露愧对王巩的自责之意。

第三个是弟弟苏辙，曾奏请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由于亲属连带关系，苏辙降职任筠州酒监（宋代筠州在江西省，位于高安县一带），称“五年不得调”。不无凑巧，后哲宗主事绍圣年间“绍述熙宁”，苏辙因批评李清臣在科考试题中拿新法做文章惹怒哲宗，贬袁州知州，还没有到袁州就改为分司南京（宋代南京为河南商丘），又令筠州居住。苏辙加深对颜回安贫乐道的体会，写了著名的《东轩记》回忆父兄均爱竹，力求品格高洁的志向。

元丰七年（1084），苏迈和苏轼离开黄州到江西境内分别。当时苏迈授饶州（今江西省鄱阳湖东）府德兴县尉，父子二人在齐安湖口石钟山下，一起实地考察，苏轼写下流传千古的《石钟山记》。之前在黄州，苏迈就对鄱阳湖畔的石钟山来历十分费解，翻阅《水经注》等记载，苏轼坚持他的名言“博观约取”，需要多看书，但不能被书所误，有时要做考察。之后苏迈前往德兴县赴任。

与苏迈分别后，苏轼到筠州探望苏辙（也有说先探望苏辙，然后苏轼再和儿子苏迈分别），两人同游览附近山寺。然后苏轼去了庐山，留下充满禅学和哲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体悟，这一次庐山之行被誉为苏轼一生悟道的转折点。江西是南方禅宗中心，苏轼和苏辙都留下重要的思想转变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