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我和我的家乡》的叙事及价值表述

文/曹超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乡村振兴等政策的号召下，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加深中华民族传统乡土情怀之时，《我和我的家乡》应运而生。《我和我的家乡》沿用了《我和我的祖国》的结构模式，用当下火热的短视频衔接了五个单元剧构成了整部影片，上映至今已突破了20亿票房。

一、城市到乡村的扶贫之路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因此扶贫更成为了关键之举。《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回乡之路》和《神笔马亮》正是在对“精准扶贫”的最好解读。无论是《回乡之路》中的乔树林、闫飞燕还是都在事业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受到老师“学了本事，让咱这儿变个样”这句话的影响，他们选择重回家乡，为其建设出一份力。《神笔马亮》中的马亮也是如此。在这里，闫飞燕、马亮等人物形象成为了城市的隐喻，而在他们记忆那个被黄沙覆盖的小教室成为了他们对贫困的家乡担忧的投射，正因这一份担忧，他们家决心重建家乡。影片正是通过这种隐喻结构，规避了政治政策的宽泛与宏大，把叙事的关键落在个体人物身上，将“扶贫”这一抽象地过程具象性的建构并展示在了观众面前，同时倡导更多年轻人投身于这一事业。

二、乡村到城市的解救之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几十年之内经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巨变，走出乡村进入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家乡”这一词在主流的文化中已渐渐失语，对于很多人来说家乡早已蜕化成为仅存在脑海中的记忆，而正是这种现象造成了中国人心灵长期无法安置的焦虑。《最后一课》中范老师年轻时在乡村教书，与村民、孩子长期的生活使乡村已然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乡。而离开乡村之后，他已经成为了大学中的教授，但是长年工作的压力以及这种焦虑让他患上了认知障碍症，这让他的记忆停留在了对他来说最美好的那一天——最后一课。因此，“返乡”“寻根”成为范老师最急切的需求。

在这里范老师显然成为离根的城市文明的象征，乡村是否有能力治愈城市的症候也成了本单元探讨的主题。2020年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乡村振兴让农村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重回乡村”“重返自然”等也成了时下社会热门的话题。正如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当年破旧的小村子现在已经成为了火热的旅游村，而范老师的病虽几经波折但最终仍被自己当年的学生所唤醒。影片用叙事重构了对“家乡”价值的认同，作为城市症候隐喻的疾病也得到了想象性解决。

三、普通人的自强之路

在后现代语境下，权威的消解、个人意识及主体意识的凸显，传统主旋律歌颂影片中高大全的人物已不再受到观众的认同。将镜头“下放”，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才更符合观众口味。《北京好人》中的张北京就是一个地道的普通北京市民，为了尽快买车在初遇表舅求助时的犹豫，帮助别人时的“歪点子”和“嘴贫”使这个角色的性格更加丰富。《天上掉下个UFO》中的黄大宝更是直接取材于如今在网上爆火的视频博主“手工梗”。这都让影片更加接“地气”，这种人物设置也有效地缝合了主旋律电影中常出现的人物“崇高性”与“人情味”的裂隙。

这两个单元在故事设置上也与其他单元有所不同。它们更多展现了普通人为了改变现状而进行自发的努力。《北京》中将背景放在了北京这一城市空间，而将农村这一空间有意地推至剧尾，这样张北京与表舅之间的城市/农村身份就不再重要，事情的解决依靠的是张北京对表舅的帮助以及他们二人自己的努力。这样的情节设置在赞颂了国家的社保制度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又在当下面临价值危机的社会中呼吁了奉献、助人等优秀价值观的回归。《UFO》则恰恰相反，将城市空间推至了幕后。来自节目组的老唐和小秦更像是对乡村发展的观察者而不是剧情的推动者，黄渤饰演的黄大宝依靠着自己的“土味”科技实现了对自己家乡的振兴，这也符合国家“科技强国”的导向。

《我和我的家乡》正是通过一个个单元剧的连接，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的同时对“寻根”、“家乡”、奉献等优秀的价值观念融汇到喜剧因素之中，在观众笑中带泪的时候完成了价值的裹挟与传播。（作者系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