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电影彩蛋在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的运用

文/余泽龙

“彩蛋（Easter-egg）”一词源于西方复活节彩蛋，原意是基督教传统节日中一种增添节日气氛的物品，在彩蛋之中藏入礼品用以制造惊喜。彩蛋被引入影视行业中，通常被视为娱乐与营销的手段，在狭义上，电影彩蛋指的是电影片尾的不影响主体剧情的附加的情节，目的是为了增添令观众惊喜的，受观众喜爱的内容。广义上，电影彩蛋是有意设置的、居于故事主题之外的、有待观众挖掘的惊喜元素的统称。

随着影视行业与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从业者对电影彩蛋的使用不再局限于片尾彩蛋，电影彩蛋的运用得到延伸——片头、片中也可使用电影彩蛋。甚至出现了一部影片中使用多种电影彩蛋，电影彩蛋文本内容指向多个关联文本的“彩蛋电影”，如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头号玩家》。对电影彩蛋的深入使用导致其功能不局限在娱乐与营销，电影彩蛋开始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其本身具有独特的传播性与艺术价值。

因为商业需求而诞生的电影彩蛋，出现在政治宣传导向的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中看似不合理，实则这一举措符合互联网时代下年轻观众的观影思维与观影方式。

首先需要明确，电影彩蛋的设置是一种商业策略，这一策略具有游戏性和互文性。以往的主旋律献礼片主要为两种形式，一是树立英雄模范任务，塑造榜样，如《林则徐》；二是回顾重大历史事件，纪念难忘的历史时刻，如《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生产上，电影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这就导致以往的主旋律献礼片不再满足人民的观影需要。随着《南京！南京！》《风声》等兼顾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的献礼片的诞生，近些年来主旋律献礼片的商业化元素也在不断地上升。2019年多位导演执导的拼盘式献礼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商业上取得了不菲的票房成绩，而延续拼盘式献礼片风格的《我和我的家乡》在商业化上引入具有游戏性和互文性的电影彩蛋也在情理之中。

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中提出“互文性”，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电影彩蛋与电影主体产生互文效果，同样，电影彩蛋也将其本身的电影主体与其他的电影联系起来，如《天上掉下个UFO》故事单元中就与《唐人街探案》《流浪地球》《夺冠》等电影联系起来。

电影彩蛋的发现与否并不影响影片的叙事，观众对彩蛋的寻找和捕捉必须在电影故事的接受之外付出更多精力。《我和我的家乡》分为五个故事单元，讲述的是发生在中国东南西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的故事，电影彩蛋不会影响五个家乡故事的讲述，如《北京好人》中，葛优的台词“我看行”的彩蛋源于葛优本人曾代言过的神州行卡的广告词“神州行，我看行”；《天上掉下个UFO》中有多处彩蛋，包括但不限于王宝强与刘昊然组成的《唐人街探案》小分队、刘慈欣小说《三体》里红岸基地对应到现实的贵州“天眼”以及拍摄了刘慈欣小说《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的出镜、在电影《夺冠》中饰演不同时期的陈忠和教练的黄渤与彭昱畅又在这一故事单元饰演民间科学家与中科院科学家等等；《最后一课》中范伟饰演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教师，他的台词与其在春晚小品《卖拐》中被忽悠后的台词有共同之处；《回乡之路》中邓超孙俪夫妻档在飞机上以难缠乘客与空乘小姐身份相遇；《神笔马亮》中开心麻花的老搭档沈腾与马丽再演夫妻档，在情节中加入开心麻花的“梗”等等。

以上电影彩蛋的发现和读解能带来惊喜和成就感，但受众对电影彩蛋的感知受到彩蛋数量和能指形变程度的制约，还受到发现者的感知能力和既有知识经验的制约。这种对电影彩蛋感知的门槛的设置，是互联网时代下年轻观众对碎片化信息的感知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场强调互动性的“心智的游戏”。

电影彩蛋的惊喜元素居于叙事主体之外，是故事的边缘或话语的外延。这种外延性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间离效果，削弱了献礼片中强烈的政治宣传教育意味，但并未对剧情产生任何影响。如《神笔马亮》故事单元中结尾处马丽在观景台上宣讲再补上沈腾的一个开心麻花梗后，一方面产生了喜剧的效果，另一方面削弱了宣传教育意味，同时不影响宣传教育的目的。

运用电影彩蛋的目的在于“添彩”，是吸引互联网时代的年轻观众的一种手段，其创作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影响电影主体剧情发展。电影彩蛋在献礼片的运用，体现互联网时代下献礼片的商业化进一步加深，满足了年轻受众们的互动需求，同时通过其间离效果，削弱了传统献礼片的宣传教育意味却不影响其宣传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