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 苏州和其他经济体制造业规模比较（汽泡大小代表增加值规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及苏州统计局

2）从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看，苏州处于全球较好水平

提升价值链位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一般而言，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通常会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供应充足，面临最激烈的竞争，其附加值水平也最低，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从全球经济体看，各国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差较大（其中部分原因与对高技术产业的定义有关，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实际上属于低附加值的代工或组装环节）。例如，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一比重大约在40％左右，而发展水平更高的希腊、葡萄牙和澳大利亚仅在20％左右，但从制造业大国看，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比重总体呈随人均GDP水平发展而明显提高的趋势。比如日、韩、德均在50％以上。2020年苏州制造业中销售产值3.38万亿元，其中低技术、中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为4475、5683和23613亿元，其中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为69.9％，在主要国家中仅低于新加坡。说明从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看，苏州已经处于较好水平。

图5 苏州和其他经济体制造业内部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比重，数据来源：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及苏州统计局，注：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分类根据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标准[2]

3）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看，苏州也处于较高水平

国际经济中常用显性比较优势、出口比重、价格水平等比较各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苏州作为一个国内地区，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国内存在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比如有些内陆地区可能没有国际贸易，其主要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竞争力很低。但考虑到苏州作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前沿城市，我们仍然采用一个最常用的指标，出口占产出（总产值）的比重进行粗略比较。同样进行了低技术、中技术和中高及高技术三类制造业的比较。

图6 苏州与其他国家在高技术产业出口依存度的比较，注：出口依存度指该产业出口总额与总产值的比值，数据来源：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数据库及苏州统计局

2020年，苏州市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依存度为49.3％，与韩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相似，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韩、英、意大利和德国的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出口依存度分别为44.8％、46.5％、46.9％和50.2％），显著高于新加坡、美国及加拿大的水平。这说明与制造强国相比较，苏州在中高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较高水平。

4）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苏州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处于较低水平

人均工业增加值是反映各国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综合性指标。如果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则人均增加值必然会较高。2019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约266.9万人，相应地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约4.4万美元/人。这一数值显著高于当年中国全国平均水平（3.66万美元/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这一数值处于较低水平。例如，2019年希腊人均GDP为1.91万美元，显著低于苏州的2.76万美元，但希腊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4.5万美元/人，反而略高于苏州。其他发达国家中，2019年英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8.7万美元，法国为9.2万美元，日本为12.5万美元，韩国为16.7万美元，美国达到22.2万美元，苏州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有明显差距。

图7 苏州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生产率方面的比较，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数据

总体来看，与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比较，苏州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较为高级，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出口比重较大，说明其国际竞争力也较强，特别是与相似人口规模的经济体相比较，苏州制造业的规模显著大于其他国家，说明苏州制造业总体实力较强，产业结构也较为高端化，但苏州制造业人均增加值显著低于其他国家，今后产业升级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内部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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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作为长三角的重要核心、全国的头部城市，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中，其制造业与国内其他地区或城市相比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在这方面我们主要将苏州与同为制造业大市，但均不是直辖市或省会的城市——深圳、无锡、宁波、青岛和佛山进行比较分析）。

1．外资与内资共生共赢

苏州是我国充分利用全球化浪潮、中国入世机遇，全方位、大规模融入全球产业链，依托以外贸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型。苏州曾被视为“世界工厂”，因少数外资撤离一度被质疑产业空心化，至今仍有“苏州离了外资就什么都没有”的观点存在。但通过调研可以得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合力引导下，苏州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苏州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了内外联动、内资与外资共生共赢的格局。

苏州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江山。从企业类型来看，2020年苏州民营经济在GDP中占比为51.1％，比无锡、宁波以及佛山低十个百分点以上（三市的比重分别为65.8％、65.1％和62.8％），与青岛（2013年为53.5％）差不多，高于深圳（2018年为43.8％）。2021年，民营经济完成民间投资3393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60％，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60％，吸纳就业总人数超80％，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比重超85％。苏州拥有23家全国民营制造500强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创业就业、技术创新、税收贡献和吸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凸显，这也显示出近年来苏州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表1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对比

注：1.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公报以及其他渠道的官方发布[3]。

2.因2020年广东省民营经济报表制度暂停，所以佛山和深圳只有2020年以前的数据。

3.青岛自2013年后未公布此数据，可参考2021年9月发布的《青岛市“十四五”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青岛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50％以上，可以认为青岛目前的民营经济占比不到经济总量的一半。

尽管如此，苏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特点仍然非常突出，外资对苏州制造业仍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截止到2021年底，苏州累计使用外资1400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68.6％，苏州市目前有1.7万家外企，其中制造业9000多家。制造业使用外资的行业，主要包括通信、电器机械、设备制造、化工；主要国别来自于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昆山、工业园区、高新区、太仓等板块，外资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皆超过50％。从2016年开始，外资总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利用外资的占比逐年扩大。

苏州通过外资的大量落地，快速提升了制造业的层次，并建立起扎实的制造基础。这与依靠民营经济一路成长起来，以佛山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形成了一定区别。

尽管早期外资在苏州是典型的“两端在外”模式，但外资仍然对苏州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正外部性。通过调研可以总结出，外资对于苏州本土制造业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产生溢出效应：一是带动更多本土企业为外资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例如昆山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提升了其生产制造基础能力；二是许多外资企业出身的企业家在苏州创业，将外资在当时相对先进的技术水平、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带给苏州民营经济界；三是外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本地制造业转型服务，如博世、纬创资通、友达光电等输出解决方案和管理经验，为苏州企业提供专业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四是在政府治理、对外开放等制度创新方面，给苏州以借鉴，例如让昆山打开外资引进之门的全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即来自台资的经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则离不开与新加坡共建工业园区的经历。

可以说，外资为苏州民营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制造能力和管理理念的软硬件基础。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为外资企业提升竞争力做出了重要支撑。苏州民营企业在部分关键领域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也有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在本土研发、生产的产品和技术走向国际市场。民营企业沪光汽车为德国大众、戴姆勒奔驰等企业配套高低压线束总成；丹纳赫旗下贝克曼库尔特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推出流式细胞分选仪，在本土实现研发和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