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醉心于声色，让司马炎对王朝的危机视若无睹。

万事皆有两面性，司马炎推行的一些政策在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为西晋王朝埋下了深层隐患。

弱干强枝，导致中央皇权衰落。司马氏篡魏，本质是世家大族联合窃取曹氏的天下；曹魏宗室力量弱小、无法屏卫中央，才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司马炎吸取这一教训，称帝后就一股脑分封了27个同姓诸侯王，并且赋予他们在封国内拥有军队、自行收税、设置官员的权力。

同时，他将曹魏时期业已采用的都督制度进一步深化，宗室诸王授予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之职，掌一州或数州之军事大权。在吞并东吴后，他之所以裁撤郡兵，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司马家族的军权。

对比西汉初年的类似情况，分封制并非洪水猛兽，前提是中央的帝王足够强势。但司马炎在这方面恰恰又犯下大错，为了以标榜宗法制来巩固政权，他无视众多大臣反对，执意把智力低下的长子司马衷立为太子；为了确保不出乱子，他通过联姻权臣、任用宗室/外戚联合辅政的方式为儿子保驾护航。但问题在于，他寄予厚望的这些人，并没有一个具备伊尹、霍光、诸葛亮的能力水平与道德觉悟。

门阀制度与分封制、占田制的结合，导致社会分层严重、土地兼并恶化。

作为世家大族的联合朝廷，西晋沿袭、发展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经过数十年的沿袭，当时的中正之职已经被豪族牢牢把控，品行、才干两大指标形同虚设，门第成了唯一标准。

西晋初年，刘毅上书司马炎，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巨大缺陷：“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对于这一情况，司马炎无力扭转，他虽然多次下诏征用寒士，但只是治标不治本。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难以仕进的寒门士人，纷纷选择投靠地方藩王，双方逐渐形成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为后来八王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后来在推行占田制时，司马炎允许官员可以根据官品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并可对应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甚至这一权力还能代代世袭。这就造成一种现实后果：占田制在短期内确实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由于士族门阀制度的深化，土地兼并很快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豪族侵占官田的现象，兼并寻常百姓占有的耕地自然更不在话下。

少数民族内迁，引发了重重需要认真对待的矛盾。

两汉以来，少数民族内迁已成趋势。先有汉宣帝时期呼韩邪“保塞内附”，后有光武帝期间数万南匈奴移居西河美稷；三国时期，曹操将匈奴一分为五安置于太原、河东。至于氐、羌，都在东汉后期、三国时移居关中、河西，以缓解当地经济残破、人口不足的情况。 至于鲜卑各部，则以“保塞”的名义，自西向东散居在河西、北地、辽东一线。

客观而言，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但西晋采取的政策却有压迫之嫌，内迁胡人不单要承受同等赋税与劳役，还往往被各级官员压榨、盘剥。司马炎在位初期，胡汉混杂河西连年大旱，为了避免局势失控，司马炎派胡烈前往镇守。但后者一味采用高压手段处理问题，不仅没有缓解矛盾，还导致鲜卑豪强秃发树机能趁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叛。

这次叛乱持续多年，司马炎起用的胡烈、牵弘先后战死，凉州被攻陷。期间，部分匈奴人也在并州趁乱起事。虽然最终都被西晋朝廷镇压，但体现出的深刻矛盾已不容当权者忽视。为此，郭钦曾上书建议徙戎，却被司马炎无视。（后来司马衷时期江统也作《徙戎论》，同样无果）

综上，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虽然终结了三国分裂，并且积极探索、初步开创了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基业。但受限于政权特色，他的许多政策都隐藏着亟需匡正之处；身为终结分裂的帝国，当时社会各层面都存在需要统治者加以解决的矛盾。但被小富即安思维驱使下的司马炎，却过早自鸣得意，迫不及待地贪图享乐，毫无责任心地将重重难题丢给了后代。

公元290年，司马炎病死，2年后，在政治、经济、民族、人才多重矛盾的共同作用下，西晋陷入了持续的内部混战，实力大损；公元316年，匈奴大军攻破长安，西晋灭亡，随之而来的是200多年的无休止战乱。一直到公元589年，才由隋文帝杨坚再度统一了天下。

如此看来，问题也许就在于当初司马炎赢得太轻松惬意了，这才造就了一个既开创了盛世、又埋下祸国基因的独特开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