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宫。摄影/bestview，来源/图虫创意

金沙文化在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变化，青羊宫文化则引入了很多楚文化的元素，传说开明王朝创立者鳖灵从荆楚漂流而来，得望帝禅让立国，有可能是川东善于操船的巴、楚族群篡权夺国，他们带来的船棺、漆器、失蜡法青铜器等楚文化器物改变了蜀文化的面貌，但楚蜀之人在文化上仍有融合与交流，三星堆文化的若干因素仍然流传下来，直到东晋时代，十六国的成汉出土的人偶仍然具有三星堆时代的艺术风貌。

蜀文化具有丰富的外来元素，如三星堆文化的黄金权杖、金面罩、青铜立人、青铜神树、太阳轮等器物，都具有古埃及文化、希腊迈锡尼文化、草原斯基泰文化等域外文化的特点。但从商代开始，蜀文化就不断吸收商朝的文化，到周代又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其观念体系已经发生转变。

三星堆青铜器。摄影/異空，来源/图虫创意

商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神权政治，以及全社会浓厚的巫教氛围，楚文化虽然受到周代以来中原较理性的礼乐文化的影响，但巫风仍然很盛，成都羊子山遗址的土台实为史前萨满的大祭坛，三星堆出土巨量的用于祭祀的金器、青铜器、玉器，都说明蜀国实行的是类似于商朝的萨满神权体制，虽然开明王朝晚期蜀国有意学习中原各国的政治体制，但时日尚浅，成果有限。

这种体制下，大量的社会资源用于酿酒，因为蜀王和各级巫师需要通过饮酒，在恍惚状态中升天，蜀王通过向天神祈福，保佑国家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战无不胜，这从三星堆文化的礼器不是中原的食器鼎、簋而是酒器罍，通过列罍来区分等级可以看出来，司马错说“蜀有桀纣之乱”，可能说的就是蜀王如桀、纣一般沉溺于巫教。同时，在蜀王与各级贵族分享神权的观念下，蜀王也较难利用外来的贱民打击本土贵族，实现中央集权，建立科层式的官僚结构，从民力中榨取大量的军政资源。

蜀国军队的战斗力不会太弱，在商朝末年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春秋时代一度攻到秦国的都城雍城，战国早期还与秦国在汉中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但是，蜀国难以像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那样，可以近乎无限地从民间榨取资源，蜀国贵族们具有独立的军政实体，也未必会跟从蜀王作战到底，所以蜀军的续航能力不强，遭遇一场大败就可能分崩离析。

巴国与蜀国很不一样。巴人原本是湖北西部和长江三峡地区的渔猎族群，不过，他们没有像大部分狩猎采集者的发展路线那样直接演化成农民，而是利用在江河上的操船能力，成为周边各族的代理商。

巴蜀相对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截图

湖北西部和长江三峡地区多盐泉，盛产食盐，巴人通过帮助相邻的各族群运盐和其他货品，逐渐发展起来，随即自己也开始从事盐业，今日重庆忠县的甘井沟聚落群、巫山奉节二县的巫山—奉节聚落群都是巴人的产盐基地。随着巴人取代周边族群垄断了长江中游的盐业，食盐甚至被打上巴人的标签，称为“盐巴”。为了更好地产盐，商业逻辑还驱动巴人实现了细密的生产分工，比如甘井沟聚落群内，瓦渣地遗址就负责生产吃饭用的圜底釜，哨棚嘴遗址则负责生产晒盐用的尖底杯。

巴人的商业既然如此发达，社会和科技方面的进展自然也不会太慢，至迟在早商时期，巴人已经具备了冶炼青铜的能力，还拥有高超的造船水平，今日湖北宜昌下辖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香炉石遗址很可能对应传说中巴人之祖廪君建都的夷城，出土了丰富而高级的遗物，展示了巴人的高度文明。

香炉石遗址照片。来源/李江风等编著：《清江·地质·印象 长阳清江国家地质公园》，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8年

巴人作为商业族群，行商中要用武力保护自己的货物，成为类似于希腊人、粟特人一样的武装商人，战斗力比一般的农业族群强悍得多，历史上的巴人一向以善战闻名，他们以白虎为图腾，跳着巴渝舞出阵，令敌人闻风丧胆。

商朝晚期，武丁、妇好多次征伐巴方不克，后来举倾国之兵才获得胜利；商朝末年，巴人参与武王伐纣，发挥了重大作用，巴人在阵前跳充满*气的巴渝舞，令商军士气崩坏，《尚书》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春秋时代，巴国与楚国长期对抗不落下风，且向西扩张，势力范围从湖北西部和长江三峡扩张到今日之重庆市辖区，在春秋末年建都江州，成为地区性强国；战国时代，巴国甚至联合蜀国，大破楚军，占领兹方（今湖北松滋），对楚国郢都形成威胁，迫使楚国修筑扞关防御巴国；秦灭巴蜀后，境内有白虎为害，无人能除，巴人应募，以白竹弩射*白虎；刘邦从汉中反攻关中，与项羽争天下，巴人中的板楯蛮又为汉军立下汗马功劳，得到优厚的赋役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