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右侧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左侧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石家河面具。去年《江汉考古》上有篇相关文章，也是最新研究成果。

从北到南：长江如何促成中国文化内环线和经济文化重心南移

第三部分，我们来讲讲从北到南，长江如何影响中国文明与经济文化。

《长江文明》导言里所讲的中国文化内环线，就是黄河、长江、汉水和运河。首先，长江文明在中华文化里面如何定位，和黄河文明是什么关系？

黄河纵横于北温带80万平方千米的高原和平原，那里曾经是林茂草盛、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域，先民在黄河诸支流（如洛水、渭水、汾水等）流经的台地采集、狩猎，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文明根基。

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在20世纪初展开于中国，首批田野考古着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映照，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这是一个在我们小学课本里面根深蒂固的印象。

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距今7000—8000年，随后又发现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上游的大溪等稻作文化，湖南道县更发现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绝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成为学界新共识。

但并不是一个一般共识，是学界共识。所谓的两个母亲河，从90年代开始研究逐渐地深入，《长江文明》一书从历史和文化史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另外要讲讲汉水，汉水是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线，也是重要文化线路。

秦末征战时期，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随后刘邦以汉水流域的汉中为基地，建立汉王朝，由此，汉水流域成为汉文明的发生地，“汉人”“汉字”“汉语”“汉服”等名称应运而生。隋唐以后，因为经济文化的南移，江南地区、江西地区、吴越文化越来越重要。运河修建以后，文化的内环线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所以我想到一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孟浩然是襄阳人，从汉水到黄鹤楼，从黄鹤楼往扬州走，然后再到洛阳去，洛阳就是隋唐北方政治中心。

电影《长安三万里》，包括中信出版集团同时出版的官方授权“长安三万里”系列图书，表现出的就是这样的现象：交通线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内环线。这个路径里面表现出一个特点：历史上的古都，从东西向南北的转变，文化重心的脉络通过物质性的载体表现出来。

殷商以来，长期占中原者为王，今安阳、西安、洛阳一带被多次选为国都。唐宋之际的中国古都，多在东西轴线上，有一种自西向东迁移的明显态势。从北宋开始，东北契丹、女真等半农半牧民族兴起，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的重点区段已由长城西段转至长城东段。

以宋代为界，此前中国都城主要在东西轴线上移动，此后则主要在南北轴线上移动。但政治军事中心一直在北方。“政北—经南”的格局——大运河。

《长江文明》一书分析了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内因和外因。

外因最重要的就是战争，从两晋开始的永嘉之乱，到唐代的安史之乱，再到宋代的靖康之乱。

两晋中州世人避乱江左，有三条线。第一条线从蜀道向南方走，第二条线从汉水往江南平原方向走，第三条线最重要，就是从山东往我们江西这边走。但是当时走的基本上就是往我们长江中下游走，并没有往更南的方向走。

到安史之乱，三条线也是向江西这边走，但还会更向南继续走，走到福建这边去，朱熹等人都是在福建这边做学问的。建康（南京）那时候是140万人口，在当时是个超级大的城市，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大的城市的，就因为北方人都过来了。

到了最后就是靖康之乱的时候，整个我们国家的北方就被占了。靖康之乱结束的时候，有25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

《长江文明》就梳理了当时的史料正史可记的一些数字，比如天宝年间到元和年间的户数，苏州、泉州、鄂州等地的人口变化，从史料记载的这些大数据，可以看得到人口逐渐地移。

安史之乱结束时，约有25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从安史之乱到北宋初，江南道的人从占比42.9%到占比52.5%。以前北方跟南方的人口比是3比1，北方绝对优势，到了宋朝的时候，靖康之乱以后就是颠倒了，北方人口就越来越少。现在人口比例基本也是这样的，3/5的人口在南方，2/5甚至更少一点在北方。

“靖康之难”给予文化重心南迁以最后的推动。1127年，金人攻破汴京，随之统治北方一百多年。宋室如同当年晋室，只得南渡长江。与之相先后，“中原人士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乱后大致相同，但移民人口更多、更深入，仅1141年绍兴和议前的南迁北人数量已达500万之巨。

当时如山东籍文化名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和辛弃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南下的，以此为契机，中国文化重心彻底由黄河流域转移南迁到了长江流域。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内因：技术进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当时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黄土肥沃疏松，红壤紧密对稻作农业要求较粟作农业高。

直至铁制农具的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才令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逐渐彰显。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宋代江南水田耕作工具齐备。

具体讲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有几大表现：

南北人口比重逆转：大家看这张图里面，它的颜色越深，人口密度越大。唐玄宗天宝年间，北方人口还是很多的，但是到了明清，就变成江南地区人口密度更大，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占明显优势。到现在，大部分人口都在南方，长江流域是养活人口最多的一个地方。

科举取士比重逆转：唐时科第人物尚以北方士人占绝对优势，入宋则科举及第比重开始南北易置。明清科举入仕者，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已然在列省居优。长江流域举子的强势更令明朝不得不实行南北分卷及定额选拔的科考制度。但统计其中拔尖考生的地域分布，仍是南北差距立见。明朝自洪武至万历，各科状元、榜眼、探花，共计244人，其中南方籍215人，占88.11%。

政治中心南人化：根据《唐宰相世系表》，唐代宰相总计369人，属98 族，其中9%为北方人。北宋中叶以后，南人当宰相的渐多。浙江曾有24人担任宰相：北宋4人，南宋20人。

学术中心南移：唐到北宋学术中心位于洛阳、洙泗一线，南宋时则迁转到福建。从南宋直至近代，南方学术文化始终领导中国学术文化潮流所向，成为学术中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