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第二年，乾隆帝直接废除雍正帝的“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赢得官员、士绅和老百姓的赞许。

当年，雍正帝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康熙执政后期国家财政出现危机，税收收入有限。由于官员地主一类真正富有的人不需上交多少赋税，不但使财政负担落在穷苦百姓身上，而且造成国库空虚。

因此，雍正帝出台“摊丁入亩”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旨在优化税收结构，要求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废除官员、地主免税的特权，使社会富有阶级承担更多的税收责任，保证国家税收的增长。

“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听起来很光鲜，很像一句得民心的政治口号，实际只能当标语使用笼络人心，如果真正执行，那必然会遇到阻碍。因为，“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

当差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强迫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 、杂役、军役等。纳粮则是封建社会时期，每个朝代的农民，秋收之后向官府交税，从而产生了纳粮。

封建社会的官员和士绅这个群体有着诸多的特权，其中的一项特权就是他们可以“不当差、不纳粮”。他们名下的田产可以不向国家交税，他们可以不用给国家当差服役。

“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针对官员和士绅的政策，也就是剥夺他们的特权。对官员和士绅来讲，既要当差，又要缴税，甚至需要交更多的税，这是他们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从政治学上来讲，这是对千年科举和官僚士绅特权传统的挑战，直接损害清朝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国家管理结构。

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部分，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

因为进入权力阶层的科举考试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内容，儒家和权力的关联是通过科举来实现的。科举对于从事儒业的人来说是一条“利禄之途”，如果科举制度被破坏，也就是切断了儒家和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儒业之无人问津也就自然而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