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困难，才让我们有机会显露出英雄本色。该是我们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时候了。

全国六亿人民一定要比过去更加团结，坚持在党中央和*的领导下去打赢这场战争。天垮下来，我们要用双手举起来；世界倒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扶直！

一切听党的号令，“一唱雄鸡天下白”。太阳出来了，冰山就会融化；但是真金根本不会被融化。*著有“雄文四卷”（这里指《毛选》），为全体人民立下了革命的纲领。

暴君夏桀的走狗冲着英明的尧帝狂吠，这简直可笑到了极点。少数几个敌人，面对我们六亿人民，结果一定是泥牛入海，消失无踪。革命的红旗迎着东风招展，乾坤都变成了赤红色。

通读下来，这首词比喻有了，对仗有了，格律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就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仔细想想，原来还是他“新诗”带来的毛病。

因为郭沫若的词里少了一点“含蓄”，缺乏耐人寻味与咀嚼的地方。不过当年他的“新诗”恰好就是因为这种个人风格，才得到文化界的一致好评。

人说“诗如其人”，郭沫若本身就和他的诗一样，是一个性情中人。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个极具反抗意识的革命分子。

1907年，十五岁的郭沫若就因为反抗教师“专制”，选择“罢课”，结果就被学校开除了。后来家里通过关系把他送进乐山中学堂读书，他读了很多翻译小说后又想革老师们的命。

于是在1919年，十七岁的郭沫若再度因为“罢课”被学校开除了。后来，他在家人的支持下东渡日本留学，他刚开始和鲁迅一样选择了学医。

不同的是，鲁迅认为“学医救不了中国”，于是没有完成学业就回国了，但是郭沫若是在日本的医学院毕业后才回国。回国之前，他在日本的学校里面，“又罢了一次课”。

郭沫若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在二十年代初回国以后，和一帮文化人发起了“创造社”，期间和鲁迅因为一些误会打了几场笔仗。

郭沫若和鲁迅二人都是文化界的大拿，然而他们骂起人来也和小孩子一样没有分寸感。稍有不合，一个就被骂成了“衣冠禽兽”，另一个就被骂成了“流氓才子”。

当时的郭沫若一边办杂志、报纸，撰写文章骂人，一边去参加北伐，还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总部的副主任，后来又在南昌起义后入了党。

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他在那边研究历史，同时进行文学创作。等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又接受党的安排，回国参加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争，郭沫若一介文人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毅然选择回国参加战斗，果然是有几分“英雄本色”的。

人说三岁定八十，青少年时代的郭沫若就是性情中人。后来到了五十年代，他已经是一位69岁的老人，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还会写诗大骂“中间派”——“千刀当剐唐僧肉”。

可见，郭沫若的性格中有天真、偏激的一面。

郭沫若的“新诗”因为写得太过直白，相当大一部分看上去只是单纯的情绪“宣泄”。它们既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又不能激发人的思考，难怪马未都要喷他写得像小学生。

但是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国人却是一个敢于“创新”的文人。在他以前，中国人没有像那样写过诗歌。所以他的“新诗”在文学史上取得这样的地位，也是理所当然的。

除了“新诗”以外，郭沫若的“旧诗”其实写得一般。这大概是因为他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文学，所学又杂，并没有潜心研究过中国的传统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