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康，是我们当院的一个哥哥。据说这人天生脑子快，其实怎么是天生呢？应当说是遗传，他父亲就在村大队里当会计，就是好脑瓜。但就这样一个家传的好脑袋，那年没有考上大学。这让大康哥很是懊恼，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挖一个地窖，自己躲在里面要写本书，这事儿在当时弄得很热闹。地窖到底挖了没有？可能是挖了，可能是因为他父亲的干扰，反正他的书也没有写成，就从那里面“出关”了。又后来几年，他就跑到南面一个小城市当打字员。那时候整个小城也没有几台打字机，是吓人一大跳的高科技。但大康哥脑子好使，很快就学会了。再就是又跑到省城去了，开了自己的门市，又越做越大，成了大老板了。
再等我见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变得好胖。原来他是白白瘦瘦的，现在成了一个好大的胖子，好比在他原来基础上，左右各多出一个肉身，三个绑到一起。我只好从中间那一道里，分辨他的五官，嗯。是他。
但又不是他了，他说：现在呢，都是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哪里还有什么搞文学的呢？不过，能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真的很可贵。真的很了不起。
省城的火车站附近，好高的写字楼，大康的公司就在写字楼的某座某层的某几个房间，大康哥笑眯眯地给我说了那些话，我也觉得悻悻，觉得他也早不是当年的那个瘦瘦的，要在地窖里写书的康哥，他的公司，他的胖，他的笑眯眯都与这个高楼林立的都市更匹配，当年的那个白瘦的他已经很遥远。但他的一句话，好似给我开了一扇门。他说：你若写。为什么不写写你的父亲呢？他就是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
是吗？再想想，——真是的。
父亲的事当然要写，不过，要先从我的爷爷奶奶那时说起，那是我早初的记忆，当然，好多也正是与父亲相关的，正如，我们说一个瓜，不免要说一下藤，说一下根。
奶奶也是白白胖胖的，她的面目，我已经记不清。但那人好像很慈禧，不爱发脾气，说话也慢慢的吧？走路做活什么的也是慢慢的吧？记得她头上盘着发髻，肥裤腿，把裤管扎起来，裹小脚。书上画的那些旧式的奶奶们很一样。
再就是关于大满的一个笑话：那时还在北院里住，大满端了干粮从北屋出来，到南屋去做饭，一路走一路不停地放屁，从北屋一直放到南屋，一个屁能放整个一节院子。
大满就是我的奶奶，这样说她是不是有些不恭敬呢？奶奶本是个颟顸宽厚的人，这种事情她做得出，别人也讲得来。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段时间，我们就住到南院里去。那个院子很小，只有东西两列房子，北面是个门口，朝个胡同，可以拐弯往里通到北院去。爷爷奶奶住在东面屋子吧，爸爸妈妈我们住在西面房子里。房子南面还有一片不大的空地，那里有一只棉籽老母鸡。那只母鸡身上的羽毛有好多褐色斑点，就和棉花籽一样一样的。那只母鸡很老了，还会下蛋，她已经跳不到鸡窝上面去，奶奶就给她在墙根处挖一个坑，里面垫了干草一类，上面还倒扣一个竹篓，可能是怕她下蛋时害羞。那个老母鸡每天都要下一个蛋，下完蛋，就会咯咯地叫着邀功，然后奶奶听到，就对我说：母鸡下蛋了，你去把它拿来。喂她棒粒儿吃。
刚生出来的鸡蛋还是热的，有些烫手。奶奶教给我，把趁热把鸡蛋抵到眼窝里，转一转，可以治眼病，老了不花眼——会不会花眼，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反正上学没几年，我就成了近视眼，要戴眼镜。可能是奶奶的话不管用，也可能当时的热鸡蛋不够多。我们家只有一只老母鸡，她每天只能下一只蛋。现在想想，我喜欢的还是看那只老母鸡啄棒粒儿。刚抠下来的干棒子粒，抓一把洒到地上，那只老棉籽鸡就跑来啄。她的嘴巴也很硬，啄得又很准，一嘴一个，从不失口，嚓嚓嚓几下就啄到嘴里，伸着脖子，仰着头，往里吞，眼睛一闭，咕儿地吞下去。我在一边看她吃得很满足，我也很满足，不由地和她一起往下吞一口唾沫。
南面半圈的土墙头，上面都爬满了丝瓜和梅豆，瓜豆秧把整片墙都铺成绿色，没有一点缝儿，风吹来的时候，呜呜沙沙，墙上一起一伏的滚着绿波。奶奶喊着我一起去摘梅豆，搞丝瓜。那时候，我很怕丝瓜，觉得它很像绿色的蛇。长的，弯曲的，绿身子上，有黄色花纹。有两次，拨开那层绿叶子，找丝瓜时，真的就看到一条活的蛇。吓得我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别人害怕了，忍不住会大声叫。我一般就是被吓呆了，一声也叫不出），那蛇也看我两眼，吐了吐舌头，转身爬走了。我就再不敢去摘丝瓜，觉得那些瓜很邪恶，味道也恶，有股的怪味儿，切成一段段，嚼嘴里软唧唧的，还是很容易想起蛇，想吐了。
奶奶就让我坐在院子里摆弄那些梅豆。梅豆就较可爱，扁扁的，两头翘，像小船。奶奶让我把有虫眼儿地挑出来。果然，有的梅豆角上就有一些小洞，洞口还有黄色的虫屎。一翻动，就有小白虫子，顶着红脑瓜从洞里钻出来，摇摇摆摆的四下看。
再后来，奶奶就病了，瘫在床上不能动。
有人还说她的笑话：大满啊，也说不清是哭还是笑。刚见面时，还认得是谁，拉着手笑两声，笑着笑着就哭了。她这是傻了啊！
奶奶瘫在床上后，就住在西屋，这样儿女侍候起来方便些吧。我们西屋正临当街，从街上走过的人们也经常能听到她在大声地哭着笑着，一阵一阵的，有时明白，有时糊涂。
那时，我们小孩的任务，就给给奶奶接盆。她要尿尿了，就含糊不清地大声喊，我们就把一个搪瓷的尿盆塞到她的屁股底下。要解大手了，就喊父母扶她起来。有时候，来不及，她也会拉到炕上，我见过一次，父亲把奶奶身下的褥子往外拖，上面圆圆扁扁的一块屎饼。父亲把褥子一翻，把屎饼扣到自己手掌里，托着出去，丢到茅坑里了吧？母亲赶紧去清洗褥子。那时候，我觉得父亲很伟大，他一点也不嫌臭。也是让我觉得，他与奶奶的关系要远胜于爷爷。真的，那时候也在想了，是不是父母老了，做儿子都要这样啊？
那时候人们都很穷，也就刚能吃饱饭的样子。我们都要吃窝头，奶奶可以吃白面馍馍。那种小馍馍很小，很白，闻起来就很好闻。街里敲锣喊着“果子喽，香油果子，大果子”，我们这里炸果子其实就是油条，不过，不是长条，而像手镯一样的圆圈儿。那在当时可算是奢侈品，除非娶媳妇，过生日，走亲戚时送礼匣才能带的东西，平时吃不到。奶奶可以吃到。父母把果子用手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给她泡在稀饭里，喂她吃。
奶奶自己坐不直正，身后要戗着被摞子都能坐起来。她嘴巴已经不太管事，吃到嘴里的饮汤连着哈拉子又淌到碗里，嘴里又呵呵地说着什么，不知是要哭还是要笑。看奶奶实在已经吃够了，剩下的稀饭泡果子，先放到一边，又问过几次，确实是吃饱了，才撤下来，让孩子们吃吧——这样好东西，大人们舍不得吃。我很馋呢，就在一边巴巴地看着奶奶可以吃果子，知道那东西是香香的。可也看到了，奶奶把哈拉子都淌到里面了，还要怎么吃？
又馋又恶心，还是馋虫占了上风。端过碗来，不要看里面粘乎乎的东西，闭眼一吃，也就吃到果子味儿了。那东西刚出锅时是脆的，晾凉了就干硬，泡到热饭里，软下来，外面还有些小脆意儿，咬到牙齿上还能“咯”的一声，香。
后来，奶奶死了。停棂出殡，好多人。大人们穿白孝衣，管事人要做饭，炒一大锅白菜。都吃白馍馍。专门从馍馍房里拉来的，在一个方的竹篓里，上面用白布盖住，掀开时，还腾腾地冒着白热气。那些方型小馍馍一个个连串在一起，像一段段白色的竹节，吃得时候，可以从上面掰下一截。
关于奶奶，记得最清楚的一事，应是那次切萝卜。父母都去地里干活，我跟奶奶在家。那时，我们家南院还有一只白山羊。要把萝卜切成棋子大小，喂它吃。奶奶只让我把萝卜拿来，洗干净，不能切，说，刀会切到手。可我很想切着试试，把两个凳子摞起来，当案板。用那把小黑铁刀切萝卜，看着一个个小圆段切下来，滚下去，落到下面的簸箕里，就觉得很神奇，很开心。当然，切到手了，就会很痛，流了血，很害怕。也不敢哭。因为，奶奶说过了，不能拿刀，偏不听偏不听，趁她不在时，偷偷的切，还切到手了。看她不打我？
奶奶没有打我，还在地上划个“十”字，嘴里念着歌：一道，两道，中间是好药。而后就从“十”字中心捏一撮土，放到我的手指伤口处，又去屋子里找来一块布，和线把手指裹起来。那时候，我很感激奶奶，觉得她胖胖的身体甜甜暖暖的，她很善良，也很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