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顾雏军所犯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同时对其犯有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改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相对于一年前张文中的完全无罪改判，顾雏军案的改判结果要复杂一些。顾雏军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但是这样的人设恰恰是某种意义上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标准像”：在改革过程中，受限于时代、制度和理念，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规范。

如何依法公正的评价这种企业的“不规范”，实现罪错分明，不枉不纵，恰恰考验着司法智慧，考验着保护产权的政策决心，既不能脱离法律证据搞上纲上线，又不允许民营企业家去踩踏法律红线。

2002年开始，顾雏军作为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先后收购科龙、美菱等4家公司，一度拥有中国白色家电的半壁江山。之后，以郎咸平为代表的舆论，开始高调抨击格林柯尔在国有企业改制中侵吞国有资产。最后“郎顾之争”发展成为对顾雏军及其公司刑事责任的追究，而此案也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标杆性事件。

将当年复杂的国企改制问题、口水大战还原为法律问题，在司法层面上做终局性解决，正是再审此案的亮点。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依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经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

再审判决认定顾雏军等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从历史现实、法律发展等维度对案件事实作了重新的厘定。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经将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上限由原来的20%提高到了70%，这就大大降低了顾雏军虚报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的修订说明对于相关行为的社会认知在改变，公民应该充分享受到法治发展的红利，所以此案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降低了当初的违法“定性”。

最高法院还认定顾雏军的虚报资本行为，和当初地方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有关。这也是从历史情况下客观厘清了当初的定性，对于民营企业违规行为做了一个公允、厚道的评价：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默许之下搞灰色操作，事后追究责任，板子不能全部打在民营企业身上。

此外，对顾雏军被定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最高法在再审过程中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认定该罪的构成要件是必须“严重损害*利益”，原审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支撑“严重损害*利益”的认定，所以撤销了该罪的认定。

但是，最高法仍然实事求是地认定顾雏军等人挪用2.9亿资金用于个人注册公司，构成了“挪用资金罪”。这也就是最高法所强调的错到哪里纠到哪里、不搞“一风吹”的明确态度。

一断于法，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贯彻保护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并不是让民营企业家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是让他们能公平适用法律，能公平地与国企开展竞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罪就是罪，错与罪的边界应该是分明的，不能混为一谈。

2016年中央公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其中明确：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刑事措施作为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的惩罚，应该体现出审慎的原则，只能针对那些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不能将民营企业的普通违法行为、证券违规行为一刀切地认定为刑事犯罪，特别是要防止被舆论裹胁，拿着放大镜去吹毛求疵找企业的问题，以“有罪推定”的心态倒查企业的问题。

顾雏军案的改判，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罪刑法定的法治底线、宽严相济的司法智慧，对顾雏军的资本操作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这不是“翻烧饼”，而是让法律说话，让证据说话，给民营企业公平适用法律的机会，也树立了公平适用法律的标杆。（文/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