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谈论了一些有关中国未来发展的话题，比如说接下来要把国家重心放到经济增长上来，谈论了中国可以借助市场来发展经济，市场没有社会属性，它是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使用。

其次，他对青年人的教育问题很是关切。*为几年前年轻人的状态扼腕叹息，在恢复高考前，年轻人求学无路，对未来比较迷茫，因为环境问题，很多人甚至在最重要的几年养成了一些不良作风。不过自打恢复高考之后，年轻人的现状要好了很多，以后人才依然要是国家关注的一大方向。

*把国家问题看得如此透彻，金庸感慨良多。

说起刚刚结束的大会，金庸想起自己在知道党内有人事变动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在《明报》上表示对*做*的支持。其实不仅他这样想，党内许多人也觉得这一职务非*莫属。提出想法时，却再一次遭到了*的拒绝。

接连多次拒绝往高处走，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现象。金庸不禁好奇发问，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听了之后不由得一笑，坦然说如果从能力上考量自己做主席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如今他已经年近八十了，早在去年就想着退休了，但国家还需要他。如果要做主席，那么会见外宾，出国访问的事务也都要落到他的头上，恐怕自己会吃不消。不如让自己清闲些，压力小了能多活几年，就能有更多的时间为中国多做一些事情。

能把功名看得如此淡然，金庸称*的风骨十分令人敬佩。这风骨是指他总是很清醒自己在做什么，在逆境中也能坚持对的事情，而不像一些人空有硬骨头，固执地坚守一些错误的思想。

*接着说，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间要比计划中晚一些，原因在于会议的重头戏——《决议》反复酝酿的时间要比想象中久了一些。但中国未来的发展是要扎根在对过往的总结上，只有全面、深刻地对历史进行分析，才能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更好的把握。

说到这，*问，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呢？

金庸也说不出个具体的数目，于是回答说从社会主义理论被提出来开始，应该有很多种了，转而把这个问题抛回给*，向他请教。

*粗略地说了一个数目，后感慨地说道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特色，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独一无二的。

金庸对《决议》不吝赞赏，他认为邓公带领中国走的社会主义是空前绝后的，比历史上的其他方案更加适合中国。

二人相谈甚欢，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离别时，*拉着金庸的手，诚恳地邀请金庸以后常来，最好每年都能见一面。

这下，二人可真的成为“老朋友”了。

不过*还是要有人来做的。主席代表着国家最高级别的*，等同于外国的首脑。1969年前有两个人担任过这一职务，分别是*和刘少奇。

然而，自刘少奇主席去世后，这一职位就一直没有人接任。于是1975年制定宪法的时候便不再设立*一职。此后一段时间，国内也没有迫切需要“主席”的理由，类似于接见外宾的事宜都由人大常委会会长代办。

但这样一来也有很多不便，比如在接见外国首脑时，中国这个人大常委会会长就好像显得有些不够格了。毕竟在国外，与其日常工作内容相当的职位是议会长。与“国家代表人”相比少了些威信，甚至会显得有些不尊重对方。

1982年在重新修改宪法的时候，又重新提起了设立*的事情。但还是有人觉得如果*不当，那么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设立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