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安石变法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可以说，这次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也有弊病，期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贫苦大众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总得来说变法的初衷的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说到王安石，我们就不得不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司马光。这个人大家还是很熟悉的，从司马光小时候砸缸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人不但头脑精明，下手还非常果断。在司马光的从政生涯中，“*伐果决”这点也被充分的体现了出来。

宋神宗驾崩后，还没到两个月，司马光便被急调回朝辅政，同年六月被提拔为资政殿大学士，主持朝政。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司马光先是废除了保甲法，随后，又废除了“市易法”、农“田水利法”、“保马法”等等。雷厉风行，这是司马光上位执政后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一股脑废除了半数新政，然而，他却并未收手，将目标瞄准了新政中的“四害”——“将官法”、“差役法”、“青苗法”，还有与“西夏人议和”。所谓“四害”，其实，就是王安石当年提出的四项改革。

大家比较熟悉“差役法”与“青苗法”，在此笔者便不再赘述。今天，我们着重来讲“将官法”和“西夏议和”这两项改革。

很多人把“将官法”归功于王安石，其实，若严谨地说，这是范仲淹的主张，王安石只是借鉴罢了。早年，范仲淹跟西夏打仗时，范仲淹发现军队里的制度存在很大的漏洞，那就是：每逢上阵*敌，官职小的武将身先士卒，而官职大的武将则压阵，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并不出阵。

可以说，这种制度极大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所以，为了杜绝这种现象，范仲淹命令手下的大小将官们：不论官职如何，通通协同作战。最终，此举极大的增强了宋军的作战能力，这就是“将官法”。范仲淹虽然已死，但是，他的影响力仍在，王安石变法之际，则沿用了范仲淹的“将官法”。

然而，在司马光上台后，即便这项制度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他仍执意将其废除。当然，司马光也有自己的理由，毕竟，“将官法”讲究的是“协同作战”，有悖于官场“上下有序”的准则。倘若，司马光废除“将官法”属“师出有名”，是为了保证官场秩序，那么，面对西夏和谈上的态度就有些离谱了。

司马光没有任何理由地废除了王安石的和谈计划，自作主张，甚至，不惜以割地赔款换取双方和平。甚至，为了促成与西夏人的和议，司马光竟不惜粉碎王安石苦心经营数年的大格局。无数士兵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原本就属于本朝的河湟地区，竟然被司马光当作筹码送给西夏人，其目的只是为了“聊表诚意”。

司马光这番说辞一经传出，朝中大臣们纷纷表示不满，大家都站出来劝说司马光：“将土地拱手让人，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无权做决定。此外，就算是要割让土地，也得找一个熟知当地情况的人，倘若，那些土地用处不大，割让出去也无妨。”于是，司马光便找来驻守西北的武将张路，向其询问西北土地事宜。

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当张路听说要将河湟地区要拱手让人后，当即火冒三丈，揣着地图来找司马光理论。张路将地图展开，并指着地图上的西北地区说道：“司马大人请上眼，河湟地区乃军事重地，可使西夏与南方其他部落失去联系，并将西夏团团包围。倘若，将这块土地割让出去，不但会让西方守军的多年努力付诸东流，还会让我国西北边防陷入危机。”

司马光仔细端详地图，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便向大家说道：“如果不是张路及时指出我的错误，恐怕会酿成大祸。”此后，司马光再也不参与跟西夏的外交事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