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中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杜宝请私塾先生教杜丽娘读书，而塾师陈最良所教的第一篇课文，就是《诗经》中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陈最良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教杜丽娘读《诗经》呢？戏文中说，因他认为“《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可以向闺中女子宣讲封建道德。岂料杜丽娘读了这首《关雎》之后，反而“为诗章，讲动情肠”，感叹道：“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显然，杜丽娘读了这首诗之后，想到的并不是什么“后妃之德”，而是美好的爱情。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同一首诗，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如此不同的理解呢？其实，陈最良和杜丽娘对于《关雎》的不同解读，正代表了中国古代对于《诗经》的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将《诗经》当作“经”来解读，另一种是将《诗经》当作“诗”来解读。

[清]改琦《玄机诗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今天读《诗经》，大多是和杜丽娘一样，将《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但是在古人的眼中，《诗经》首先是“经”，然后才是“诗”。是“经”，就意味着其中蕴含着关于政治、教化的大道理。例如孔子就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显然，孔子认为《诗经》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绝佳的政治与外交教科书。

到了汉代，儒生们将《诗经》与政治、教化进一步联系起来。《牡丹亭》中陈最良所说的“后妃之德”，实际上就是源自汉代文献《毛诗序》。《毛诗序》的原文是：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也就是说，《关雎》讲的是后妃高尚的品德，可以教化天下的夫妇。那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如何能与“后妃之德”扯上关系呢？汉儒认为，雎鸠是一种有美德的鸟类，它们配偶之间情感真挚，同时又相敬如宾。因此《关雎》的第一段讲的就是“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如此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最良要让杜丽娘首先读《关雎》了。

[日]细井徇《诗经名物图解·雎鸠》，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然而到了宋代，学术风气发生了转向，学者们开始大胆质疑旧说，同时开始以文学的眼光审视《诗经》。例如既是学者又是文学家的欧阳修，就曾撰《诗本义》一书，用文学的视角对前人的注释进行批判。欧阳修主张，解读《诗经》应该采用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和“不以辞害志”的原则，批评了汉儒解《诗》过于穿凿的弊病。著名理学家朱熹也认为，汉儒解《诗》“逐句自生意义，不暇寻绎血脉，照管前后”。

南宋严粲的《诗缉》，是最能体现宋代这一风气的著作。林希逸在为《诗缉》所写的序中这样评价严粲和他的《诗缉》：

余尝得其旧稿五七言，幽深夭矫，意具言外，盖尝穷诸家阃奥，而独得《风》《雅》余味，故能以诗言《诗》，此《笺》《传》所以瞠乎其后也。

所谓“以诗言《诗》”，就是抛开“经”的束缚，将《诗经》当作“诗”来解读，从文学的角度，体会其中的意境和韵味。例如在解释《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这两句时，严粲就说：

燕鸿往来靡定，别离者多以燕鸿起兴。如魏文帝《燕歌行》云：“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谢宣远《送孔令》诗云：“巢幕无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是也。

在严粲看来，《诗经》中的诗篇与后世的诗歌作品是一样的，因此他在《诗缉》中常常援引后世的诗歌作品，以阐发《诗经》的意蕴。

《诗缉》

明代以后，随着评点之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自觉地从文学的角度阐释《诗经》。清代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方玉润，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蒙子。方氏早年多次应试不中，于是投笔从戎，进入曾国藩幕府，后来以战功任陇西州同，在陇西十八年，卒于任上。方氏一生勤于著述、讲学，《诗经原始》一书乃其晚年写定，既是方氏的代表作，也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诗经原始》，顾名思义，就是“欲原诗人始意也”。方玉润既不满汉唐旧说，也不盲从宋代以来的新说。他主张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认为读《诗》要“反复涵咏”“寻文按意”，“一气读下，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复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因而精求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

因为方玉润能以文学的视角来审视《诗经》，所以其解《诗》颇多佳处。仍以《关雎》一篇为例，方玉润在这一篇的注解中力驳《毛诗序》和《诗集传》中牵强附会的观点，指出“《小序》以为‘后妃之德’，《集传》又谓‘宫人咏大姒、文王’，皆无确证。”他认为，《关雎》的本旨乃是“周邑之咏初婚者”，这是比较符合诗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