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一个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大时代”；几乎无规则的惨烈竞争，催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思想家、谋略家以及军事统帅。但在这些才俊中，既能率领千军万马*敌建功、又能著书立言影响千年，配得上“军事家”头衔的，只有吴起和孙膑二人。

但“善始者众，善终者寡”，堪称时代骄子的“孙吴”，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对于吴起的结局，各类史书中交待得明明白白：他在楚国推行的变法，一度让“诸侯皆患楚之强”；但由于对既得利益者带来了巨大损害，让他最终死于贵族们的刀箭之下。

而孙膑的结局则相当蹊跷：马陵之战后，齐国强盛一时，而孙膑本人则“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但在其后，他就彻底从各类战国史料中消失了，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

难道真如一些观点所言，他在其后功成隐退了吗？非也，根据后来的蛛丝马迹以及后世的史*录来看，孙膑很大几率被齐国君臣*害，成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规律的牺牲品。

《战国策》序言中称：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

此序的作者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曾巩，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

在战国时期，人们抛弃了周礼、王道，醉心于四处游说、投机取巧；所谓的权谋、谋略，虽为他们带来了一时的好处，最终却也造成了反噬效果；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自己的诈谋而丧失性命；而任用他们的各国，最终也难以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而我们知道，苏秦、商鞅、吴起、李斯均死于自己所服务的政权之手，也就是说，孙膑也未得善终。

而《汉书· 刑法志》则描绘得更加直接：

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诛戮，就是被诛*。吴起被楚国贵族的乱箭乱刀砍死，有些史书中甚至称楚肃王还将他的尸身车裂（可以理解为五马分尸）；商鞅被秦军*害后，尸体被带往咸阳，同样遭受了车裂之刑；白起则被秦昭襄王赐剑而死。而《汉书》的作者班固称，这些人玩弄权术，最终自己也难逃死于非命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报应不爽。可见，根据他的说法，孙膑同样是死于非命，说不定场面还有些惨烈。

而如今一些观点声称，孙膑晚年辞官回归故里，专心于著书立说；齐王不仅时常派人来探望他，还为往来频繁的官员们专门修建了驿站；其后，这里一步步成为朝拜圣地，甚至还发展成了驿站城。

不过这种说法，像极了那些导游们口中的历史趣闻；为了增加名胜古迹的吸引力，他们往往投游客心头所好，根据野史整理出一些故事，让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大呼过瘾。历史往往比传说更真实，也更残忍。即使抛开以上史*录，我们结合其后的战国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也能得出更加接近真实的结论。

首先，顶级人才，是各国的核心资源，特别是军事人才。孙膑这样的军事家，任何诸侯国都不会将其束之高阁，更不会让其流入他国。

战国之争，本质上是制度和人才的博弈，成名的人才想要投奔他国，并非易事。魏国虽是头号人才流出大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人员外流视若无睹：吴起之所以能顺利逃到楚国，得益于他身为西河郡守、掌握一方大权的特殊优势；公孙鞅外逃时，只是一个济济无名的中庶子；范雎、孙膑出逃时，则都是躲在外国使者的马车中，费尽心机方才得逞。

而那些已经名满天下的人才想要主动离开本国，其难度无异于登青天。我们都知道，商鞅逃出秦国受阻，是因为他自己设立的户籍制度；但这一制度，正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张仪成功离开秦国，则是编造了一个挑拨齐、魏两国相争的谎言。而失宠的范雎，史*录他死于封地，也有史学家认为他被秦王所*。

总而言之，翻看战国时期顶级人才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在那个时代，功劳与能力是柄双刃剑，个人的才华与结局往往成反比。他们要么落入“兔死狗烹、功高震主”的境地，要么被所服务的国家榨尽最后一丝价值方才罢休。尤其像孙膑这种能够以一己之力扭转战局的军事奇才，堪称那个时代的“大*器”；想隐退修仙/回家种地？谁能保证他不会被别国挖走？况且，那时的齐国迫切需要军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