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与变文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音乐（5）

向阳光

我国的说唱艺术，历史悠久。“说唱音乐”的形式，在唐代也已完全确立。当时民间流传的“说唱音乐”称为“说话”，它以讲说故事为主，中间夹用歌唱，也就是说以讲故事为线索，说中带唱，唱中有说，唱说结合，有的还带有乐器伴奏，烘托气氛。如白居易和元稹曾提到过《一枝花话》，就是运用《一枝花》曲牌来说唱故事的。

隋唐时期，说话伎艺的特征得到了继续加强，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即具备“说话”之名、以说为特征的表演方式、以故事为主的表演内容以及一些基本的表演程式。

佛教为了宣传教义，从南北朝以来就开始把经文和叙事歌曲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一种被称为“变文”的说唱形式。唐代佛教寺院中用于宗教宣传的说唱形式，将深奥的佛教哲理通俗化，利用讲故事和唱经的方式进行宣传，叫做“俗讲”或“讲经文”。那么，“变文”则是“俗讲”之话本。现有当时传存的多种“变文”唱本，都是属于散文和韵文相间的叙事体裁，内容有演释经文的，如《法华经变文》，有的并非属于佛经，但与佛教劝人行善行孝有联系，

如《舜子至孝变文》，还有以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世俗性变文，如《楚灭汉兴王陵变文》、《张义潮变文》、《董永变文》等等。

“变文”说唱的本子，文学上有用散文的，有用四、六文体的，也有用语体文的，因时代的不同，各类说唱本子都有。中国的民间叙事故事，在汉魏至南北朝时已相当发展，像《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等，就为以后说唱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打下基础。隋唐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相应有所提高，城市及乡村的说唱艺术日益流行。讲故事、说笑话在唐诗中被频繁提及，“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唐李商隐《骄儿诗》），

又如白居易、元稹“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唐元稹《元氏长庆集》），类似之句，在唐诗中很多。而口头讲说的故事内容也往往被文人所笔录，如刘餗《隋唐嘉话》、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赵璘《因话录》，这些以“话”为名的笔记小说作品，实际上正反映了书面文学对口头文学的营养汲取。同时，说话在表演场地和观众构成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走出宫廷，与民间其他表演伎艺一起，以寺院附近的戏场、私人府邸的宴会筵席以及街衢闹市等地作为表演场所，经常出现在普通民众中间，拥有了相当广泛的接受度。这就使说话进一步汲取了来自民间的营养。然而，留至今天的本子却一样也没有，这可能是隋唐上层对民间说唱艺术不予重视，缺少收集整理的缘故。唯一可以使我们欣慰的是，作为隋唐说唱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说唱本子“变文”，被保留了下来。“变文”是佛教徒对讲说佛教故事的说唱艺术的一种专称。“变文”内容离不开宣传佛经、讲说佛经故事、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佛学思想。当时的讲说“变文”以文淑僧聚众俗讲最为著名，讲说中已夹杂有唱的形式。在文淑僧讲说之后，跟随就有教坊依照讲说声调，编成歌曲进行演唱，显然说与唱已开始并用。同时一些在民间流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传说之作，如孟姜女、

王昭君等也都被纳入说唱“变文”之中。这些故事历史悠久，可能在“变文”出现以前，就以某种形式在民间传说。“变文”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在唐盛行，以后一些与佛教无关的民间说唱，也都冠以“变文”二字，“变文”一时成为唐代时说唱艺术的代名词。从表面上看，唐时的说唱全然来自佛教，其实远不如此。我国的说唱艺术从其雏形《成相篇》，到汉代说唱俑人的神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人民的创造才是说唱艺术的真正来源。“变文”从一个侧面，又一次说明了我国劳动人民对音乐文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