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打捞女性艺术家的散逸历史，已然成为全球艺术史学家、策展人的重要课题。

如果你关注国际艺术界，也许会知道女性艺术家正在越来越受重视的事实。

在2022年的第59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女性艺术家的参展比例空前，据统计，共有来自58个国家的213位艺术家参展，其中超过90%的参展艺术家为女性和非常规性别，创下了女性艺术家参展人数之最。

这种倾斜能否改变女性结构性的压迫一直备受争议，但在空前的关注下，一些改变正在发生。

其中值得被注意的现象是，抽象艺术的历史正在被改写。

普遍认为，掀起这场波澜的是一名已故的女性艺术家希尔玛·阿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她在斯德哥尔摩的黄昏里创作的抽象艺术，比康定斯基（1911年创作第一幅抽象画，并声称其“已经遗失”）早5年。

新世纪以来，打捞女性艺术家的散逸历史，已然成为全球艺术史学家、策展人的重要课题。

许多在国外背负盛名的艺术机构开始对被遗忘的“另一半抽象艺术”进行重写。

在为历史翻案的过程里，一部分展览注重关键人物，着重介绍因遭受不公平待遇而黯然失色或很少展出的艺术家；一些展览围绕阻碍对女性认可的特定教育、社会和制度背景进行讨论；还有一些展览则将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的历史与艺术家和伟大理论家的斗争结合起来，质疑“女性艺术家”概念的合法性，同时考虑到艺术家自身的立场、复杂性及其悖论。

一些人，如索尼娅·德劳内（Sonia Delaunay），采取了一种不分性别的立场，而其他人，如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则坚称自己创作的就是女性艺术。

许多进入历史的有趣方法也被展示出来。

“她们与抽象”展览海报。

比如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曾展示了乔治亚娜·霍顿（Georgiana Houghton）1860年代的作品，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如若类比，她更像一个“神婆”，通过流行的“招魂术”绘制自己的绘画。

纯西方男性视角的现代主义方法拒绝了抽象的“招魂术”、装饰性和表演性维度，而重估女性价值后的历史版本挑战了抽象研究仅限于绘画的局限性，可能更接近抽象艺术的某种本质——流动。

具体的痛苦和浪漫不仅可以成为飞扬的线条和色彩流淌在画布上，也可以流淌在身体、空间和内心中。

在这场全球性的对女性贡献的重访中，抽象艺术的领域被极大地拓宽了。

法国巴黎的蓬皮杜中心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2021年，展览“她们与抽象”在法国蓬皮杜中心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双城巡展时，深受欢迎，国际知名综合性日报《费加罗》称其是“一项创举” “一场知识的大爆炸”。

展览试图超越视觉艺术的范畴，消除对艺术流派的划分和人们对于抽象派的误解，重新探讨20世纪西方艺术史所建立起的既有抽象派标准。

目前，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将“她们与抽象”展览带到了中国，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展至3月8日，这一天也正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展览以19世纪末洛伊·富勒（Loïe Fuller）的蛇舞影像为开篇，重访欧洲现代主义先锋派、抽象表现主义、光学与动能艺术、织物艺术等，还呈现21世纪的多件装置作品——向空间延伸的抽象风格。

就像许多外来事物一样，抽象在中国尚未被充分阐释和了解，就已然得到了解构。

比如，在中文互联网中，“抽象”一词并不与艺术组合，这背后隐喻的“难懂”“啼笑皆非”足以说明：在中国，抽象艺术的历史并未在大众层面得到真正的普及。

“‘抽象’一词在西方和中国所包含的不同含义是我们思考的核心。”蓬皮杜中心的策展人克里斯蒂娜·马塞尔（Christine Macel）在接受《新周刊》采访的时候说。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没有优秀的女性艺术家以及由她们创作的抽象艺术作品，相反，连专业观众都对她们不够熟悉的原因可能正是需要被思考的一点。

展览的展墙上，详述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的51908幅画，其中有250幅是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虽然为数不多，但这还是表明了女性艺术家在中国帝制时期的存在。

女性作家汤漱玉的《玉台画史》（1831年）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本著作列出了216位女画家。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女子学校里，艺术是常见的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