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前后，王保良、安保田和我，相继进入合肥铁四局机关，在该单位庞大的党群系统各自谋了份差事。

保良在局团委，保田在局工会，我在局《铁道建设》报社，当时局机关有上千人，除了大头目局领导外，还有几十个处长，上百个科长，我们三个都是听吆喝、耍笔杆的小字辈.

因为是发小同学，都来自三处，都有点文学爱好，原本就趣味相投，在一起鼓捣过“小天诗社”，现在又都到了局机关，我们仨难免有点荣辱与共、相依为命的感觉。

2017年5月回侯马聚会，左起：王保良、笔者、周明

先说王保良。

咱们班那么多发小同学，我和保良，属于那种幼年时期就在一起的“发发小”。

听我妈说，当年在中条山的什么工地，我们还在襁褓里，就被两家大人抱着，放在一起爬来爬去了（他比我大一个月），只是那时太小，彼此全无记忆。

我对保良有印象，是在小学二年级。那时候，安保田和咱班相很多同学的家，还住在老市委家属院没搬过来。

我们二年级这个班，是一位老工人张双伯伯当班主任，教语文。

有一天，一个同学从家里拿个棒子面窝头在教室里啃，啃了一半就扔了。老师张伯伯看见，捡起来放兜里，没吭声。临放学，他给全班开了个“忆苦思甜”会。老师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讲起小时候在农村的饥寒交迫，神态痛楚，声情并茂：“小同学们，你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呀！可不敢再这样糟蹋粮食了”。

说着，张伯伯从兜里掏出那半个窝头，含着泪吃下去了。

班里的同学都被老师伯伯的一番讲述打动了，纷纷用小手抹起了眼泪，其中一个黑瘦的，感情丰富的孩子居然哭出声来。

放学了，大家排着队往回走，那个沉浸于老师苦难往事的同学仍在伤心。他一边走，一边闭着眼睛嘤嘤地哭，快到家时，一头碰到木制电线杆上，疼得立马睁开眼，揉揉脑袋，反倒不哭了。

这孩子不是别人，正是保良。

不知是不是他这一哭，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从那时便和他接近，成为要好的伙伴。

后来我问过保良，那半拉窝头是你扔的吧？不然，你干嘛哭得那么厉害。他脖子一梗，气愤地说，才不是我呢。谁扔谁是孙子！

三年级时，王保良对我有过一次慷慨举动，使我俩的交情进一步深化。

要过春节了。我从大人那儿要了几毛钱，提前买了一挂200头的小鞭炮，藏在家里，准备过年放。

那时候家属院的小孩过年放炮，都是从鞭上揪下来，一个一个点着放，很少有谁一下子放一整鞭，噼里啪啦半分钟就放完了，那多舍不得。

我为了那200头小炮，整天操心的不行，老害怕搁的受潮了，到时候点不着。有天上学前，我就自作聪明，把那挂小鞭放入火炉旁边的烤馍洞里。结果放学回来一看，200头小炮在烤馍洞里全都炸了，变成一堆纸屑。

完了！完了！我为此懊恼无比，难过得好像掉了魂一样。我知道，以我妈的小气劲儿，绝不会再买一挂小鞭给我。这意味着过年的时候，我只能看着别人放炮干瞪眼。

保良他妈也给他买了一挂200响的小鞭。我去他家玩，见他时不时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一个一个数上一遍，快乐而满足。我眼馋得心里直痒痒，忍不住央求他：“哎，小丫子！过年能不能借我几个炮放放？等明年过春节我再还你。”

保良考虑半天，犹豫不决，有些为难地说：“丫子，初一到十五，就那么一点炮，我自己也不够放啊！”

但他毕竟是哥们，朋友义气不能不讲。所以，最终还是从鞭上卸下了十几二十来个小红炮，大方地递到我手里。

我心中滚过一阵暖流，从此把他视为铁哥们，那个春节也过得比较自信。

这是1971年，农历庚戌狗年春节发生的故事。

那年我们都是8岁。

保良记性好，四十多年过去，也没忘了这笔陈年旧帐。有时想起来，还会提醒我：

“丫子，你小时候借我的炮放了，到现在还没还给我呢!”

同学们看到这儿，可能有些诧异：你和保良为何会互称丫子呢？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是只要我和他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打电话，几十年都是这么叫的，习惯成自然，改不过来了。

认真回想一下，可能是当时我妈在印刷厂上班，我去她车间，她的工友中有不少北京知青，一口京片子，张嘴就是你丫挺，你丫挺的！后面这个挺字，被他们说成轻声，我便听成是你丫子的。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意思，还感觉这样称呼，又亲切又时髦，就学着印刷厂北京知青的口气，给儿时的同学王保良起了这么个昵称：小丫子。

他也这样叫我，只不过把那个“小”字去掉，直接叫丫子——这个称呼，只是我们俩说话时，才相互那么叫着，其他同学并不知情。

因为丫子这个昵称，前年还闹过一点误会。

当时，我应河北保定市文联邀请，去那里写一本抗日将军的传记。快结束了，保良和他媳妇张洁从北京开车去看我。到了我住的一座别墅小院，保良一见我，便脱口称赞道：“丫子，——你这地方不错嘛！”

保定市文联一个女领导，事先听说我这发小是京城的一个处级官员，便提前也来小院迎接保良夫妇。听到他叫我丫子，不由得满腹狐疑，后来忍不住悄悄问我：

“丁老师，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在什么夜总会兼过职？嗯——就是做过那种……你是为了写作去体验生活的吗。”

“夜总会——没有啊！你说的那种，是什么差事？”

我被问得稀里糊涂。

“噢噢噢，是我闹错了。今天听你同学一见面就叫你鸭子，我还以为——你曾经有过那种经历呢。啊啊！不好意思，原来是我理解有误。”

“瞎！我哪有那本事！”

我为这误解哭笑不得，又气恼地怼了一句：“此丫子非彼鸭子也！你们文联的同志想象力太丰富了吧！”

我和小丫子王保良，虽然从生下来就在一起，又从小一起长大，35岁以前在体制内基本走的是同一条路，所谓文字业务水平也是半斤八两。但若从人生之路顺溜与否的角度衡量，我这一生都输给他。这其中，固然有一点家庭背景、个人教养和修养，以及运气好坏的因素，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性格方面的原因，我对此很早就有些自知之明，但是并没打算改变，或者深知改变不了。

最初的差距，是在中学毕业之后拉开的。

1978年，我和侯马家属院同学陈光晋，一起来到湖南，跟随修建枝（城）柳（州）线的父亲上学。在慈利县环城中学读了一年，我们又跟随修铁路的大部队搬迁到了安徽淮南。

这是1979年的夏天。在淮南洞山，我和保良由侯马分别之后喜相逢。我去湖南上学时，他也跟着他爸转学来淮南二中就读。保良他爸王新才叔叔当时是三处机筑队*，和同学赵淑娟她爸——机筑队队长赵伯伯是党政搭档。

我自打上了中学，偏科偏得厉害，数理化一塌糊涂，学习始终成绩不佳。到了淮南，听说处里要把我们这批职工子女招进单位，录用为待转正的工人（当时国家已经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但因历史原因，人们习惯上还是把这批非正式工的青工叫做知青，三处并且在淮河北岸的荒野上成立了一个青年工程队，简称知青队），所以再也无心上学，专门等着去知青队。

保良不用去知青队。在此之前两个月，他和赵淑娟在淮南考上了四局襄樊技校，学的是修汽车的内燃钳工。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家百废待兴，一般人上个技校中专就很厉害，很多人一毕业就是吃皇粮的干部，在单位享受知识分子待遇，被当个宝似的，淮南人形容“快活得洋雄一样！”（这句话别的地方一般不懂，其实挺黄的）。

小丫子保良能上技校，虽说还没快活到“洋雄”的地步，可是免除去工地苦力的干活已经富富有余了。

保良和赵淑娟去了湖北襄樊。我和一批无缘技校的同学，则坐着大卡车前往安徽长丰县水家湖火车站旁的二0一工程队，被分到知青班。崔毅、邱光臣、姜云凯等三位发小同学，和我同在这个知青班干了8个月，就被合并到淮河北岸的三段知青队了。

在水家湖二0一，我生平第一次领教了工程队的繁重与艰苦。

抬钢轨、抱石头、装沙子、挖土方、打混凝土之类的原始劳动，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上学时，所受的都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红色教育，看过的电影、画报之类的东西，都是精神饱满、豪情万丈的正面宣传。一旦真正投入到上述原始的劳动，才体会了筑路工地生活的严酷，从而意识到这个社会远不像教育和宣传的那么美好。

再加上，自己不小心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对于世道炎凉、人间丑恶的感觉天生比其他人敏感，所以品味到的痛苦也更深一些。

这期间，我也参加过一次高考，出来以后愈发明白，自己中小学的基础差到什么程度，除了语文马马虎虎会做一点，其他科目根本就是“马尾栓豆腐——提不起来”，从此掐灭了上大学的念头。

煎熬之中，与在襄樊技校“知识海洋里遨游”（我当时在信里写给他的一句话）的王保良，保持书信联系，来来往往，就成了我那时感觉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俩写信，都绞尽脑汁，好像比赛似的，整一些貌似高级的语句显示文采；然后再互相鼓吹夸奖，弄到自命不凡，犹如吸了几口大烟，短时间内陶醉得忘乎所以。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那点文字功底，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有两个月，我寄了两封信给保良，他却迟迟没有回复。我为此焦灼不安，疑虑重重，仿佛失恋一般没精打采。

终于有一天，收到他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厚厚的，有两张A4打印纸那么大的会计账本。打开一看，是王保良用他那清秀细密的钢笔字，在这个空白账本上抄写的几百首——二三十年代那批赫赫有名的民国诗人创作的自由诗。

原来，这是他从技校图书馆借来一本《新诗选》（文革前的版本），然后花两个月时间一首一首抄录下来，再作为一件礼物寄给了我。

保良寄来的这本手抄《新诗选》，饱含着他的心血，字里行间深藏着挚友的情意。李白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说什么呢？文坛古今多少事，吾生难忘一部诗！

在读到保良抄给我的那些五四时期的新诗之前，我记忆中的当代诗歌，只有中小学课本里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革命诗篇：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廝*；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贺敬之《回延安》

这些红色诗人的作品，当然写的非常好！只是他们在那个血与火的革命年代，描写和歌颂的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宏大情怀，永远是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所有个人的七情六欲，都被淹没在狂热的政治情感之中，似乎党组织同志式的温暖与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就是人们生活的全部。

到了我们这一代，从小到大读这样假大空的文字和诗篇，虽然已经感到厌烦，但因孤陋寡闻，还以为所谓的自由体诗歌，只能那样写才符合标准。

我当时并不知道，其实在郭小川、贺敬之他们之前，还有一大批民国时代的文化人，早就创作过大量的如春风扑面，像侯马铁道边洋槐花一样清新芬芳的诗篇。

王保良抄给我的《新诗选》，犹如打开了一座花园的小门，吸引我每天溜进去，观赏品尝前辈诗人青春梦想的美丽。

我很快记住了其中的许多佳作，在工棚里大声背诵，到现在也没忘记。

比如康白情的《疑问》：

一

燕子，

回来了？

你还是去年的那一只么？

二

花瓣儿在潭里；

人在镜里；

他在我的心里。

只愁我在不在他的心里？

三

滴滴琴泉，

听听他滴的是什么调子？

四

这么黄的菜花！

这么快活的蝴蝶！

却为什么我总这么——说不出。

再比如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还有，汪静之的《蕙的风》：

是哪里吹来

这蕙花的风——

温馨的蕙花的风？　　

蕙花深锁在园里，

伊满怀着幽怨。

伊底幽香潜出园外，

去招伊所爱的蝶儿。

……

至于后来被年轻一代火热追捧，竞相背诵的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等，我更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抚今追昔，我不能说是保良抄寄的这部《新诗选》，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但无疑对我后来学写新诗，又和他发起组织“小天诗社”，并因为会写一点诗歌，而被处宣传科推荐到局里参加“文艺创作班”培训，从此渐渐走上写东西这条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肥文艺创作班，我和本文要说的另一位发小安保田再度成为同学。原本已经在队里当调度，很可能走上行政管理岗位的保田，因为受到我和保良的影响，又学了文学创作，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后来也登上了为老公家摇笔杆子的“贼船”，摇了二十多年，直到当了处级干部才上岸，又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位在安徽省圈内享誉四方的摄影家。

2017年5月回侯马同学聚会，安保田和几位女发小的合影

1983年冬天，王保良考上了合肥联大，算是跨入真正的高等学府。联大当时在局里还比较牛B，至少从学历上把我等 “二把刀” 文艺班的结业证甩了几条街。

当然在此之后，保田和咱班董宪章等同学，也进了铁四局党校大专班深造，从党政干部的角度说，亦算是术业有专攻。

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再说80年代初的小丫子王保良。

两年之后（1981年），他毕业回到淮南三处。因为我们这些发小都在淮北（田集）的知青队干活，他就主动要求分到设在潘集古沟的三段修配所，为的是离我们近一点，节假日一起玩方便。

这时，我们还是盼着转正的“预科工人”，月工资是36块6，技校毕业时王保良不仅是正式的铁路职工，而且享受二级技工待遇，月工资大约是60块左右。我们干活拿铁锹、洋镐，在野外；他干活里拿扳手、螺丝刀，在车间。实力差距，高下立判。

但是那时候，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谁会在乎这些呢！只要能经常聚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把自己激发的热血沸腾就足够了。

保良所在的古沟三段段部，距离知青队所在的田集，大约10公里，两地之间连着那条新修的尚未运营的阜（阳）淮（南）铁路。没有电话，我们要见面就提前约好，比如礼拜六晚上下班，彼此都沿着铁路从两边迎头走，走到中间刚好碰上。然后就坐在没有火车通过的铁轨上，开怀畅谈。谈诗歌，谈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也谈各自对社会人生粗浅的理解。

和我同在一个知青队的刘晋、王艳增、刘加俊等发小，也是这种聚会的常客。节假日我们如果去淮南，必须路过三段段部的古沟村，保良在段部修配所的工班，就成了大家半道上“打尖”歇脚的客栈。

他的饭票就放在枕头底下，这帮人去了，到了饭点儿，不管他在不在，掀开枕头，拿着他的饭票和碗筷就去食堂打饭。

他回来了，同屋的师傅告诉他，今天又有知青队的哥们儿，到你这里“吃大户”了。

保良问师傅，那人长得什么样？听罢描述，不禁暗暗叫苦：

“操！那个来蹭饭的家伙，其实我根本不认识。”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