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益山高铁站“益山驿”几个汉字，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明亮。笔者心情大好：“你好，益山!”原本醉倒在地的金教授顿时坐起，用磕磕绊绊的汉语说：“益山不能读‘益山’，要读‘Iksan’。”

一个发音居然能让金教授这么敏感。这一幕其实提示了一个问题：韩国人希望中国人用汉字的韩国发音来念他们的人名和地名。进而牵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韩国人该怎么念汉字人名和地名？

譬如“朴钟国”这个名字，中国人很自然就会读出来，“Piáo Zhōngguó”，声韵调齐整，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可名字的主人若是一位中老年“阿加西”(大叔)，他听了可不一定乐意：你怎么能用汉字的中国读音来读我的名字呢？ 应该念成“Pak Jongkook”，那才是我名字的发音啊。

不管在哪里，只要见到汉字，中国人当然会按照中国发音去念。可是，相当一部分韩国人对此非常敏感、非常抵触。这种态度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层面的政策与措施。

例如，韩国地铁会同时用韩、英、中、日4种语言报站，每当用中文报站名时，会出现一种奇异现象：在中文语流里，偏偏汉字地名用的是不带声调的韩式发音，“下一站是江南站”，听起来却是“下一站是‘Gangnam’站”，中国游客往往会被弄得一头雾水：我是不是坐过江南站了？使用中文报站名，本来是为方便中国游客的一种国际化举措，可是在关键字眼上却设了一道坎儿。既然是用中文表达给中国人听，最简方案就是把地名翻译成中文、直接读汉字的拼音，把“江南”读作“Jiāngnán”，自然又合理。可韩国偏偏不这么做。

上面说的是韩国人说汉语时用韩语发音读韩国人名地名。当他们说韩语时，又是怎么念中国的人名和地名呢？

以前，韩国对中国地名和人名有一套韩式读法，就是照着汉字词的韩国读音去读就行，“北京”不读 “Běijīng”而读“Bukkyoeng”，“四川”不念“Sìchuān”而念“Sacheon”。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的“原音主义”者认为，韩文是世界上优秀的记音文字，可以很接近地记录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发音，所以他们主张用韩文直接拼写记录中国人名地名的“普通话发音”。这种意识强势来袭，以致韩国文教部《外来语标记法》也规定，所有外来语标记原则上要以外来语本来的发音为准。

不过，笔者的切身体会是，用韩文记录中文地名人名发音，效果实在不理想。像“泽”“日”“淑”“人”等大量汉字的普通话发音，是没法用韩文来准确标记的。

如果一个韩国人坚持《外来语标记法》的“原音主义”，那么当他读中国人名地名的时候，用韩文来标记汉字的普通话声韵，就会有两个绕不开的小苦闷。一是，很多中国地名和人名用韩国的所谓“中式发音”念出来，既不像中文又不像韩文，因为既没有声调，声韵也不完全一一对应，所以只能是大致模糊地记录。二是，要用韩文标记人名地名所用汉字的中国式读法，韩国人就得了解所有常用汉字的中文发音。

中国常用汉字约3500个，涉及地名人名的还有很多不是常用字。在朝鲜李氏王朝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金允植在清政府学习洋务、商谈联美对策时，不用口译人员就可以与清朝重臣李鸿章直接用汉字进行无障碍笔谈。但现在的韩国人若要标记中国人名地名，光认识汉字还不行，还得知道它的中文发音，而且需要通晓所有的拼读方式。

以前，韩国人念北京、深圳、四川，根据汉字直接念成对应的韩语发音就行；但现在，他们的法规规定，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中国人名与地名，必须换成无声调且相似度不高的韩式中文发音。但是，辛亥革命以前就存在的中国人名与地名，又必须一如既往地念成汉字对应的韩文发音。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句话中的同一个词却得用两种念法，“四川人吃四川菜”，第一个“四川”得读成“Sichuān”，第二个“四川”得读成“Sacheon”。

有趣的是，如果反过来，中国人也按照韩国的“原音主义”原则标记韩国人的汉字名字的话，韩国人也不一定就受得了。比如韩国明星丁一宇，“丁”念“Jeong”,“一”念“il”，“宇”念“Woo”，整个姓名听起来就像是“郑日佑”。估计韩星自己也不愿意，我丁一宇到你们中国怎么变成“郑日佑”了？

不过，对韩国年轻人来说，这些纠结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青年有更加开放与宽容的心态来面对这些问题。笔者在韩国教了十多年汉语，在课堂用中文发音读韩国学生的名字时，他们好奇欢喜的表情至今仍深深烙印在笔者脑海里。

其实，韩国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早已习惯了在说汉语时用中文读音读韩国的汉字人名与地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即使固执敏感如前面提到的金教授，笔者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在中方的正式场合介绍自己时，他都会很认真地说“我姓‘Jīn’”，而不是“我姓‘Kim’”。

在此，笔者向韩国文教部门提一个小建议：在韩文系统里，就照着汉字的韩文读法去读；在中文系统里，就照中文发音来读。这是最自然的选择。

(陈明舒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任韩国圆光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