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下旬，SARS从香港登上飞机，传播到多伦多。
SARS传播到加拿大没有丝毫预示，但是几天之内，它就显示出了威力。这种病毒导致携带其进入加拿大的一名78岁的老妇人死亡。一周之后，她的儿子也染病离世，同时将这种病毒在他接受治疗的医院传播开来。很快，多伦多几百名市民感染，其中31人死亡。感染此病的病人中有一名46岁的菲律宾妇女，在安大略省的医院当护工。她在复活节假期乘飞机回菲律宾的家中，到达之后感觉不适（但是还比较精神，还能够购物和走亲访友），病毒开始了在吕宋岛上的传播之旅。此后，SARS在六周的时间里，通过两次飞行走遍了半个地球，然后又回到亚洲。如果情况有所变化——病毒没有在多伦多耽搁，而是从那里前往吕宋岛、新加坡或者悉尼——这种疾病完成环球之旅的速度可能要快得多。
当然，说“SARS登上飞机”只是拟人的说法。这种情况下登机的其实是携带着某种病原体的无辜妇女。出于保护患者医疗隐私的考虑，官方报告中没有提到多伦多78岁老妇人和年轻的菲律宾护工的姓名，只提到了她们的年龄、性别、职业和姓名的首字母。至于病原体，直到疾病暴发之后几周才被确认和命名。在疾病开始传染初期，没有人能够确定这究竟是病毒、细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就在同一时间，它也抵达新加坡、越南、泰国和中国。新加坡成了疾病传播的另一个中心。在河内，一名美籍华人因为经商，将这种疾病从中国香港带到了越南。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驻河内的专家、意大利寄生虫学家和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博士的重视。博士对其进行了检查。不到10天，这名商人去世了；不到1个月，乌尔巴尼博士也去世了。乌尔巴尼博士飞赴曼谷，病逝于当地的一家医院。他本要前往参加当地的寄生虫学会议，而这次疾病让他永远地缺席了。因为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卓越工作，他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这种疾病传播规律的重视：病毒在接触这种新型疾病的医疗专业人员当中有高传染率、高病死率，好像在医院中能够迅速繁殖，通过空气传播。
这种疾病至少通过两种交通工具到达北京，其中一个是3月15日由香港到北京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112号航班（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汽车，一名染病的山西妇女开车来到北京，希望能够在此得到更好的治疗。她是如何感染此病，又是如何感染他人的，则是另外一回事）。
那天国航112号航班从香港起飞，飞机上有一名男子发烧，并伴有严重的咳嗽。3小时后，当飞机抵达北京时，机上其他乘客和机组成员可能已经被感染。这些人又将这种病毒传播到北京……
同时，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官员发布了全球预警，提醒人们重视这些肺炎病例，这种做法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历史上并不多见。预警中说，越南的疾病暴发由一名患者引起，“由于患有不明原因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疾病而入院接受治疗”，这种疾病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名字。几天之后，由于这种疾病在各地相继暴发，世界卫生组织又发布了一份声明，发出警告。它以紧急旅行建议的形式出现，表明该疾病由描述阶段进入正式命名阶段。声明中说：“过去的一周里，世界卫生组织收到了150多例新增SARS疑似病例的报告，这种病也被称为起因不明的非典型肺炎。”这则声明援引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的话，“SARS这种综合征现在是一种世界性的健康威胁”，此言一语中的。布伦特兰夫人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找到致病的根源，并阻止其传播。
SARS威胁之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传染性，特别是对医护人员的传染性；二是其病死率，SARS比人们熟知的肺炎的病死率要高很多。这种新型病毒的另一个不祥的特征是它非常容易通过飞机这种封闭空间传播。
香港不是SARS的发源地，只是将其散布到各地的“出口”之一，但它离真正的发源地非常近。几个月前，这种病毒在中国的广东省悄无声息地出现。广东因繁荣的贸易和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而著称，而香港和广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香港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它与广东省相邻，与其人员和贸易往来频繁。
2002年11月16日，佛山一名46岁的男子因为发烧和呼吸困难而去世。他也是通过病例追踪方法确定的第一例SARS病例。他虽然没有留下血样和唾液样本进行实验室筛查，但是他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病例（他的妻子、曾到医院探望过他的姑姑、姑姑的丈夫和女儿）。这样的事实强烈表明，他患上的是SARS。为保护其隐私，他的名字也没有被提及。回过头来看，其个人信息中唯一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他做过饭，食材包括鸡肉、家猫和蛇。蛇出现在食材中在广东并不少见，广东人偏爱各种野味。
3周后，也就是12月初，深圳一家餐馆的厨师也因类似的症状病倒。这位厨师是掌勺厨师，他不参与野生动物的处死与去除内脏过程，但他会处理被切成块的肉。在深圳发病后，他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的家乡河源市，并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就医。在转入距河源市西南部约130英里的广州的一家医院前，他已感染了这家医院的几名医护工作者，随救护车将其转入广州的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也在其中。
12月下旬和1月，中山市也出现了这样的病例。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这里相继发现了28例病例。这些病人的症状包括头痛、高烧、发冷、身体疼痛、持续时间较长的严重咳嗽、咳血和肺部的进行性损伤，使肺部积液，导致缺氧，有些病人可能因器官衰竭而死亡。中山的患者中有多名医护工作者，至少1人为厨师，他接触的食材包括蛇、狐狸、果子狸和老鼠。
广东省卫生局的官员注意到中山的群发病例，并派出专家小组帮助治疗和预防。其中一个小组准备了一份关于这种新型疾病的咨询文件，将其称为“非典型肺炎” 。这个称呼虽然通俗，且界定得并不清楚，但数周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全球预警中使用了它。
非典型肺炎可以指由任何一种不常见的病原体（如肺炎链球菌）引起的肺部感染。而这次的“肺炎”不仅非典型，而且反常、来势汹汹、非常可怕。
这份咨询文件已被分发到广东省各地的卫生办事处和医院，其中列出了该病的症状和控制其进一步传播的措施。这些建议太少，而且出来得太晚了。1月底，有一个近期到过中山的水产批发商住进了广州的一家医院，引发了一连串感染。
被称为SARS的第一个“超级传播者”。超级传播者是指由于某种原因，直接感染人数远远超过普通感染者的患者。R 0 代表疾病开始暴发时每一个第一批感染者传染的第二批感染者的平均数，超级传播者传播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个平均值。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超级传播者的出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往往会被基础疾病数学模型忽视。J. O. 劳埃德-史密斯和其他几名同事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指出，“R 0 的人口估测值使传染过程中的大量个体差异变得不明显。由于SARS在全球范围肆虐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超级传播事件’，即某些病人传染的第二批患者人数要远远高于其他普通患者，而使R 0 的数值虚高”。伤寒玛丽就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超级传播者。劳埃德-史密斯和他的合著者强调，超级传播者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如果超级传播者确实存在，且能够在疾病刚刚开始暴发的时候就找到，那么控制措施就应针对这些人，将其隔离起来，而不是对整个人群广泛地实行隔离政策。反过来，如果隔离了49个感染的患者，错过了一个，而错过的这名患者又恰好是超级传播者的话，控制措施就失败了，疾病可能大规模暴发。但是2005年才提出这个宝贵的建议，显得有点为时已晚，没能用在2003年年初的水产商周身上。
谁也不知道他从何处感染了此病，估计不会是通过海鲜传染的。
鱼类和其他贝类海鲜从来没有被认为是SARS病原体的潜在宿主。周在一个大型鱼市经营一家店铺，他的活动范围可能和其他经营家禽、野生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市场有所交叉。不管疾病来源于何处，总之这种病毒侵入了他的身体，进入肺部，导致其咳嗽和发烧，使他不得不在2003年1月30日到广州的一家医院就诊。他只在那家医院住了两天，就感染了多名医护人员。随着病情不断恶化，他被转入一家专门收治非典型肺炎患者的医院。由于周在救护车上呼吸困难、呕吐，将痰液溅到车上，转院的过程中又造成了医护人员的感染。在这家医院里，医生对他进行气管插管治疗，以保持呼吸顺畅。所谓插管治疗，就是将一根软管插入口腔深处，穿过声门，通过气管进入肺部，帮助呼吸。
这个事件也可以作为解释SARS为何在世界各地的医院中如此有效地传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至少在理论上讲，插管是一项非常简单的操作，但是当病人有呕吐反射、喷溅和咳痰的时候却不易进行。插管对于周这样一个肥胖、使用了镇静剂、发着高烧的病人来说显得尤其困难。虽然周的病还没有被确诊，参与医治的医生和护士好像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那时他们就已经知道，这种非典型肺炎比普通的肺炎更易传染，更加致命。据驻港的资深外国记者托马斯·亚伯拉罕描述：“每次插管的时候，都会有血状的黏液喷出。”亚伯拉罕继续说：这种黏液溅到地板、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的脸上和白大褂上。他们知道这种黏液传染性极高，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尽快清理干净。但是在遇到特别危重的病人又踢又吐、软管尚未完全插入气管、黏液和血液喷出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离开。
在那家医院，周造成了医生、护士、其他病人及其家属的感染，他自己的家属也开始发病。周后来被称为“毒王”。虽然和他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而传染的很多病人都没有活下来，他却幸存了下来。
被周传染后，第二批发病的患者中有一位64岁的医生——周就诊的第一家教学医院肾内科的刘教授。2月15日，也就是和周接触两周后，刘教授开始表现出流感的症状，后来病情好像有所好转——他自认为已经康复了，可以按计划参加外甥在香港的婚礼。2月21日，他和妻子从广州到达香港。晚上和家人团聚后，他们住进了位于香港九龙的一家大型中档酒店——香港京华国际酒店。这家酒店是商人和游客的首选。他们住在911房间，在长长的楼道的中间位置，正对着电梯，这一情况也成为后来流行病学调查的关键。
就在那一晚，京华国际酒店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仿佛是命中注定似的。刘教授的病情恶化，可能打喷嚏、咳嗽，或者在9层的楼道中呕吐过。无论如何，他都在楼道中留下了大量病原体，传染了住在这家酒店的至少16名客人和1名访客。刘教授也因此成为这场传染病的第二名超级传播者。
住在这家酒店9层的客人中，有一名78岁的加拿大老妇人。我之前曾经提到过她。她是来探望家人的，和丈夫一起在京华国际酒店住了几晚，这是他们购买的机酒套餐的一部分。她住在904房间，在楼道的另一侧，距刘教授的房间只有几步之遥。她和刘教授同时下榻这家酒店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也就是2003年2月21日这个晚上。也许他们曾经同时乘坐电梯，也许他们曾经在楼道中擦肩而过，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对方。谁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即使流行病学家也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情况就是第二天，刘教授醒来之后病情加重，无法参加婚礼，只能住进最近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4日去世。
刘教授离开京华国际酒店后一天，这名加拿大老妇人结束了香港之行，离开了这里。此时她已经被传染，但还没有出现症状，也许她感觉正常吧。她乘飞机飞回多伦多，将SARS带到全球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