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之所以为历代临床医家所重视，是因为其开创了辨证论治体系，其辨证论治体系的基本内涵是辨病、辨证与辨症地有机结合。仲景于《伤寒杂病论》中是如何辨病、辨证、辨症的？又是如何将辨病、辨证与辨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辩证关系又是如何？于此试将拙识略析于次。

一、“病”与“证”的辩证关系

1．辨证之前首先要辨病：辨病是辨证的伊始，是认识疾病是此而非彼的重要一环。仲景在大量的、娴熟的临床实践经验中，积累辨病以揭辨证之卓识，特于《伤寒杂病论》中每篇之开端标识辨某某病，以提示在辨证之前首当辨病，辨病在辨证中具有引导辨症状而审证求机的非凡作用。因为辨病是认识疾病的总体概括，具有揭示发病机制，病因病理，临床特征，演变规律，治疗原则以及预后转归等方面。由于每一种疾病都有其脏腑气血阴阳营卫生理特性所决定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及变化特点，以此构成其基本病理矛盾方面。如辨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百合病，痰饮病，水气病，黄疸病，等等。标识辨病以明纲，别证以明目，因病以识证，始能纲举目张。

《伤寒杂病论》辨病，不仅辨外感疾病与内伤杂病，且还论述内伤杂病与外感疾病或内伤杂病相兼，如太阳病证与阳明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少阳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太阴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少阴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厥阴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百合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水气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黄疸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虚劳病证相兼，太阳病证与痰饮病证相兼，以及阳明病证与少阳病证相兼，等等疾病在其过程中相互兼见的病理特征与病证表现，只有有效地辨单一的病或相兼的病，才能为进一步深入辨证奠定基础。辨相兼病证的病理变化，因其相兼疾病并不一定都贯穿于某一疾病的全过程，相兼的疾病与某一特有疾病有其本质的区别，相兼病证是疾病在其过程中因多种因素相互共存而所具有的一种特有病理病证，具有阶段性或转变性或特有性，其往往随治疗或机体正气强弱等多方面因素变化而转变，有时以某一疾病为主要方面如大青龙汤主治病证以太阳病为主，五苓散主治病证以水气证为主要方面，有时以相兼病证共为主要方面如厚朴七物汤主治太阳病证与阳明病证相兼、柴胡桂枝汤主治太阳病证与少阳病证相兼，有时相兼病证则可转化为某一种疾病，如97条：“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也，以法治之。”又如181条：“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辨病在辨证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与引导性，在辨证过程中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2．辨病之后必须辨证：辨证是抓住疾病在其过程中相对静止的某阶段特有表现的主要病理矛盾方面，此时的证候表现包括症状、体征、脉象等，这即是突出中医辨证的主要优势与特色所在。辨证的证恰好是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主要病理特点集中体现与核心症结，也是为进一步决定解决疾病最重要而最有效的具体方法与措施。如疾病经过辨病审明其是阳明病，对此还必须进一步审明阳明病在其病变过程中有其证候特征，从总的来说，认识阳明病，其基本证候类型有阳明寒证、阳明热证、阳明虚证、阳明实证，以及阳明寒热虚实相互兼见，在临床中辨清阳明寒证、阳明热证、阳明虚证、阳明实证以及阳明寒热虚实相互兼见的证型或类型，正是阳明病在其病变过程中所处某一特定病理演变与证候特点，这是解决疾病在其病变中的根本所在。只有辨病之后辨证，才能为进一步论治确立具体治疗方法。如仅仅辨病是阳明病是无法确立治疗方法的，只有辨清阳明病的证型是寒证、热证等，才能以法确立温阳散寒或清热泻火等方法。可见，辨证在辨病过程中具有引导认识矛盾与实施解决矛盾的双重重要作用。

3．辨证与辨病必须有机地结合：辨病是前提，关键是点明辨别疾病的思路与方法；辨证是目的，核心是抓住疾病在其病变过程中主要矛盾方面。只有有效地辨病，才能有效地辨证，辨病离不开辨证，辨证离不开辨病，病具有其固有矛盾的特殊性，证具有典型性与演变特点；疾病决定证候的出现，证反映疾病的演变特征。只有将辨病与辨证有机地结合，才能为论治奠定可靠的治疗方案与措施，《伤寒杂病论》所论症状表现与脉象，其主要辨证精神正是为了突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二、“证”与“症”的辩证关系

临床中必须审明辨证之“证”与症状之“症”所表现特征并不是相等的概念，尽可能审明“证”与“症”之间虽有其一定的内在辩证关系，但也有其本质差别，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明确的认识、理解与掌握，且不可将“证”与“症”的概念与本质混淆不清。辨证之“证”与症状之“症”既有其共同之处，又有其不同之处，“症”是认识“证”的开始，“证”是归纳“症”的核心。即辨证从审症开始，别症以明证机所在。“症”是症状表现；“证”是症状表现与脉象形态深层矛盾的聚合点。“症”是病人最为痛苦之处，是病人极易表现的具体症状，是病者要求医者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方面，医者通过简明而细致的问诊，即可得知病人最痛苦的症状表现；而“证”则具有隐蔽性、潜在性，不典型性，病人不易说明而医者又难于觉察，并易于忽视，对此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逻辑加工，才能认清病变主要矛盾方面。如“发热”是症状，不能把“发热”就认为是热证，其与热证虽有一定的辩证关系，但也有其本质区别。“热证”是证机，其是对所有症状表现与脉象形态的集中概括与归纳，绝不能再把“热证”辨为寒证，但可有寒证与热证相兼，其寒热相兼与热证是绝对不相同的概念，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与理解，不得有丝毫马虎，含糊不清。再则，辨“发热”症状表现，其证机有寒证与热证之分，更有虚证，实证之别，以及在气在血等不同。如寒证出现发热有太阳伤寒证，虚证发热有阳虚格阳证，实证发热有阳明热郁证等。再如辨“厥冷”症状表现，不能把“厥冷”就认为是寒证，因“厥冷”证机既有寒证又有热证，热证厥冷如白虎汤主治病证，更有水气内郁厥证及痰气内阻厥证等，可见辨发热与厥冷症状必须透过现象而深入细致地探讨其本质，以法审明病变证机所在，决不可因症状表面现象而阻碍深层次辨证思路与方法。“证”是指证机而言，“症”是症状表现特征。审“症”在辨证中具有重要作用，对进一步指导论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而知，辨证是通过辨症状的错综复杂现象而归纳为某一病理特征，也是辨病变在其过程中有其不同的演变阶段所处不同的主要矛盾方面即病变症结所在。可见，辨症状在辨证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应用要点。

辨症状表现与脉象形态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审证求机准确。在临床中，没有只有一个症状表现或只有一种脉象形态，只要通过认真仔细辨证，才能辨清病人在其病变过程中至少有一个症状表现、一种脉象形态、一种舌质、舌苔，临证若能系统地、全面地、客观地将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判断与归纳，并能相互验证与比较，必定能够辨清病变症结所在，一定能辨清病变的寒热虚实属性。但是，张仲景于《伤寒杂病论》中论述症状表现与脉象形态时，有时的确只论述一种症状表现如第十七23条：“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或一种脉象形态，如323条：“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又如第七9条：“脉沉者，泽漆汤主之。”这并不能说《伤寒杂病论》就是辨一个症状表现或脉象形态就能辨清病变证机所在的，这样的论述方法是仲景对辨错综复杂的症状表现贯用的辨证方法，其论述的主题是因错综复杂的病证表现难以一言而尽之，因此，不能以某一类特定症状表现而影响其他症状表现的辨证论治，故于此省略诸多病证表现而仅例举一症或一脉而示人辨证一定要圆机活法，不可死板教条，示人因人因证而辨，也即不能把辨证视野局限在某一方面，而仲景所论最恰当之处就是开拓思路，点明要点，把握复杂病情，揭示辨证视野能够知此知彼，并能全面地把握与认清病变主要矛盾方面，由此而深深懂得仲景所言“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的理论科学性与实际应用性，对指导临床辨疑难杂病具有举一反三的作用。

三、“病”、“症”、“证”辩证关系

“病”是人体内外环境动态平衡失调所表现出来的病变全过程，是由疾病本身固有特殊矛盾的本质所决定的，其特殊本质贯穿于疾病过程的始末，对认识疾病的全过程具有战略指导性。

“症”是病人极易表现出来而异于正常的一种现象，如头痛，胃痛等。于此必须审明头痛不是疾病，而是疾病在其过程中的一个症状，如太阳病可以引起头痛，阳明病可以引起头痛，少阳病可以引起头痛，百合病还可以引起头痛等等。再则，症状是病人在病变过程中极易表现出来最为痛苦之处，症状具有阶段性或一时性，有其的特殊性，其特殊性正是辨证必须从症状开始与终结，对辨证具有战术引导性。

“证”是疾病在其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矛盾方面，其由症状、体征、脉象等所组成，证反映疾病所表现症状、体征在目前所处阶段的主要核心所在，对治疗疾病具有战略与战术针对性。

辨病是认识某一疾病总体体现，在其病变过程中必定有诸多证型，如辨太阳病，有太阳中风证，太阳伤寒证，太阳温病证，太阳刚痉证，太阳柔痉证，太阳湿热痉证等，辨证是认识某一疾病在其不同阶段所具有的固有矛盾特殊性，证必须反映诸多症状、体征及脉象的集合点而归纳为某一证型，如辨太阳中风证，其具体表现有发热，恶风寒，头痛，汗出，苔白，脉浮缓等。可见，辨病不能离开症状，辨症状是为了辨证，三者缺一不可。辨病对认识辨证具有规范性，指导性；辨证对归纳症状、体征及脉象具有删繁就简，抓住主要矛盾的特殊性与实用性。病有症状表现，症状表现在辨证中能够审证求机。辨病、辨证与辨症的有机结合，是引导审证求机能够抓住疾病在其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疑点、难点，是启迪与开导解决疾病病变症结的切入点，这就是《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的优势与特色，也是其中心思想与灵魂，更是其被历代名医所重视而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