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中的雍正皇帝形象

准确把握雍正皇帝的爱憎，将河南罢考案归结到了河南科甲官员和生员、士绅的朋党串联之上，精准吸引了雍正皇帝的视线。

和《雍正王朝》中的演绎一样，历史上的雍正皇帝对于“朋党”的憎恨超过清朝任何一位帝王。

《清实录·世宗实录》就记载了雍正皇帝对于“朋党”的坚决态度：

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熄。尔诸大臣中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

田文镜正是看准了雍正痛恨朋党这一点，在密折呈奏罢考案审理详情的时候，将张廷璐、李时夏等人打成了朋党之嫌，才有了雍正皇帝的震怒，才有了河南罢考案的干净处理。

客观的讲，“士民一体当差” 政策是政府对官绅之间利益分配做出的一种调整，剥除了士绅阶层的一部分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底层平民的负担，是值得肯定的改革措施。

这项措施虽然不是田文镜的首创，但是自田文镜开始才得以真正落实实施。“罢考事件”是田文镜与河南绅衿阶层的第一次交锋，显示了他不畏人言，敢作敢为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

在河南罢考案中，对士绅阶层的强有力打击，增加了田文镜对于“士绅一体当差”政策的推行信心，此时已经实补河南巡抚的田文镜，在明确得到雍正皇帝于河南全省推行新政的同意后，开始了对士绅阶层进一步的打压和控制。

其主要手段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布告示，明确士绅阶层的权限。

田文镜在告示中，以省级政府的名义要求绅衿士人遵守国家法令，严格禁止他们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欺压平民，也不准他们代民纳课。并对学校教官予以了严厉斥责和限期整改。

《抚豫宣化录·卷三》记载了田文镜对于学校教官明确要求和惩罚手段：

深自警惕，痛改前非。倘若敢阳奉阴违，不仅要即行忝革，追究所在州县官的责任。

对于文、武生员，田文镜更是明确作出了“六不”要求：

守分读书，不出入衙门，不抗欠钱粮，不武断乡曲，不挑唆词讼，不诡寄田地，不包揽粮差。如有违禁，与民一例究治。

对于其余的士绅阶层，同样作出了“严禁绅衿把持词讼，包揽钱粮，一经发现，即行严拿，详报以凭，照例分别褫革枷责”的严厉惩罚规定。

天真的河南生员们，因为一次嚣张而得到了几乎长达十年的严厉打压和控制。但这还不是田文镜“为官严苛”的强有力证明，河南士绅阶层的噩梦还在后面。

田文镜给出的告示原文

2、严苛惩治违法士绅

不仅通过公文告示训诫和警告绅衿们要遵守法度，田文镜还坚决打击处理了一批不法士绅。

雍正三年，为了便于地方官员和学政约束不法士绅，田文镜奏请将革退获罪监生的批准权由原来的礼部划归各省学政，这样一旦查实监生确有不法情事，即可直接将其功名革去听候审理，只需事后再报礼部备案即可，简化了涉及生监案件的处理程序。

这一奏请为田文镜大力惩治河南省士绅阶层提供了绝对科考和简便的基础。

雍正四年，陈州府项城县进士王辙包揽词讼、其伯武生王允彝、族人王甸极侵占他人地亩财物，鱼肉乡民。田文镜经移咨河南学政后革去王允彝、王甸极武生衣顶，经奏报雍正帝后革除王辙进士功名，提问在案。

并严明告诫：

凡在豪绅劣衿，势豪土棍，各宜以王辙为鉴，改过自新。

雍正五年，监生郑当时诬告佃农，明火执刀，撞门烧强其家，田文镜革除其监生身份。

并张贴告示：

使通省之绅衿皆以郑当时为戒，不敢依恃护符，违禁诬控。

严厉惩治以后，即使将惩治对象作为反面典型予以警示地方、吊打其余士绅阶层，田文镜于河南施政期间，固然有着“酷吏”乃至“不近人情”的成分在内。但其对于士绅阶层先打后敲的惩治手段确实在平衡士绅和民众、官府之间的关系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雍正王朝》中的田文镜形象

《清实录·世宗实录》中记载了雍正皇帝对于田文镜的高度评价：

三年以来，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汛安澜，年丰岁稔，绅衿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谥，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第一。

参考文献：《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清史编年·卷四·雍正朝》、《清实录·世宗实录》、《抚豫宣化录·卷三》、《清史稿·列传八十一》、《清代雍正年间名臣田文镜评议》、《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田文镜篇》、《雍正时期田文镜对河南的治理》、《永宪录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