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施耐庵（1296—约1371），名子安（一说名耳），本名彦端，汉族，白驹（今江苏白驹市）人，原籍苏州，元末明初小说家。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36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书，与门下弟子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并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施耐庵于元延祐元年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浙江钱塘县尹。施耐庵故里江苏兴化新垛乡施家桥村有墓园、纪念馆，有《施氏家薄谱》存世。施耐庵是元末明初小说家，大明（南直隶）扬州府兴化白驹场施家桥（今江苏泰州兴化施家桥）人。元末张士诚于白驹场（今分属兴化和大丰）起义，定都平江（苏州）建立抗元政权，自立吴王（朱元璋也是吴王，史称西吴，以区分二者），施耐庵效力张士诚，之后施耐庵避乱迁居白驹。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他是著名的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曾入仕钱塘（杭州）。

作品：

原著阅读：

《水浒传》

一、作品简评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白话为主体的长篇小说，相比较《三国演义》而言，更加口语化，也更容易为一般读者接受。因为《水浒传》的空前成功，也带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进一步繁荣。

除了开创长篇小说白话为主体的先河之外，《水浒传》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首先就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能刻画出内容更加复杂的性格，人物性格因环境而形成，同时随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同时又能够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情节的设置上，《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第三个方面是在语言的运用上，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第四，在艺术结构方面，与内容相适应，前七十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梁山好汉”，是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讴歌的。他不仅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很多出身下层的好汉，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像李逵竟然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得出来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这些造反的逆反分子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所谓“站在上层”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诸位梁山好汉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这句话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象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而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

二、作品主题

①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官逼民反”、“乱自上作”。

作品展示了北宋末年奸臣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品具体刻画了高俅、蔡京、杨戬、童贯为首的封建官僚贪赃枉法、互相勾结、无恶不作，但这些贪官的总后台就是徽宗皇帝，昏君佞臣组成的统治集团压迫人民，激起人民反抗的怒火。“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这是起义的根本原因。

②歌颂农民起义英雄。

一百零八位头领个个都是勇武智慧、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反抗黑暗的封建统治，对抗腐败的官府，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③揭示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

“招安”是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也体现了农民起义领袖思想上的局限性——宋江、卢俊义等人具有浓厚“忠君”思想，他们又是梁山义军的主要领导，影响和左右着义军的发展趋势，宋江上梁山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梁山泊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他们起义的原因是博取功名，封妻荫子。

故“招安”是其必然选择，失败是起义的必然结局。

④严重的忠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