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
隔着屏幕“尽孝”终究太过遥远。更何况，也总会有些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
最近几天，朱素连逢人就说自己手抽筋，手背青筋凸起，提不了重物，“得吃钙片”。于是村里的婆婆们交流起有关钙片的话题，外地的子女总会买大瓶大瓶的钙片寄回老家。有人坚持每天一粒，有人只有腿疼时才吃，因为听说“吃多了骨头会变得很脆”。
村里的老人们最怕的就是摔倒——万一中风，就必须有人照顾了。住在朱素连家后坡上的夏菊开69岁了，年前摔了一跤，“差一点人就没咯”。彼时防疫政策放开没多久，村里人陆续“阳”了。夏菊开晚上起夜，突然头晕，一头栽到地上。老伴耳朵听不见，小孙女又睡得死，她在地上躺了两三个钟头，在凌晨冻醒，自己爬回了家里。
老人们一贯报喜不报忧。次日早上八九点钟，远在深圳的儿子王佑兵从摄像头里看到母亲脸上一大块黑青。夏菊开在追问下才说了实情。王佑兵打电话给镇上的妹妹，后者叫了辆摩托车，把老人驮到镇上卫生院检查，住了一个星期院。
住在池塘对面坡上的胡奶奶名字也叫“菊开”——和夏菊开一样，她也是农历九月出生。“九月菊花开”，她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
71岁的胡菊开在农村独居
胡菊开71岁。老头死了10年，她也就一个人住了10年。担心老人在家发生意外，在佛山打工的大儿子给家里装上了两个监控，一个对着大门和院子，一个对着门外的土坡和鸡窝。大儿媳严梦枝在武汉一家早餐店打工，下午两点收了工就对着摄像头朝婆婆喊话。
“不要跑来跑去的！你把身体搞好，我们好多打几年工！”摄像头那端，严梦枝再三叮嘱。
胡菊开有风湿，喷药、打针、做理疗都不管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可她闲不住，又不愿意花钱买煤烧，总弯着腰四处捡柴火。看到大门上挂了锁，严梦枝就知道婆婆又出门去了。她一个电话打过去，“又去打牌咯？怎么望不到你？”“天天叫，总是那几句话，听着好烦哦！”胡菊开脚痛起来就烦得很，再后来，干脆搭梯子上去把摄像头电线扯了。
再想想，她觉得儿媳也是关心自己，就又给接了回去。
家人怎么喊话和叮嘱也不管用，胡菊开还是摔了一跤，中风了。那是凌晨三点多，她脚痛到睡不着，迷迷糊糊爬起来在院子里转悠。她只记得自己一下子跪了下去，然后就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吃药，说胡话。此后她身体大不如前，脑子愈发糊涂，总记不住钥匙放哪了。
家人不许她种地了，她也不敢再去打麻将，担心情绪一激动，人没了。她其实不怕死，最怕自己中风严重“不中用了”。她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出去（跟儿女）住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外面，只能自个儿顾自个儿”。
有时闲得难受，胡菊开就去池塘对面找孙媳妇——那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留在老家拉扯着两个孩子。孙媳妇性子好，跟谁都聊得来，院子里每天都聚着三五个串门的邻居——皮肤黝黑的婆婆68岁了，老头早不在了，儿子当完兵回来“人坏了”，得了精神分裂症，不吃药就打人，全靠低保和她一个人种田过活。村口那家的大爷60岁了，在武汉打工，一个月回家一次。老伴、生病的女儿和刚上幼儿园的外孙在家，同住的还有70来岁的远房老表，说不了话，耳朵也聋。在武汉，别人刷短视频，大爷只看家里的摄像头，想着万一有事就打电话给派出所。
用姚华松的话说，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
也有几个孩子留在老家给老人带。留守的孩子不好教。附近学校有个孩子的爸爸六年没回家，孩子上课不听讲，有一次因为作业没做，怕老师检查，从教室逃跑，最后被发现躲在了公厕。镇上的小学合并了早前的7所学校，周边4个行政村的小孩都在这儿念书，加起来也就百来人。“一年比一年少。”姚华松的三叔在这所学校教书，提到这些，他直摇头，“乡村人口要回归，难哪。”
平时村里只有六七十岁的留守老人，只有过年时一家人才能团聚
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村里家家户户盖起了二层小楼。可只有过年时，二楼的灯才会亮起。
2023年春节，姚华松在村里转了一圈。他发现，有人一回老家就忙着应酬，早上10点起来吃完早饭，就开车出去聚会，直到深夜才回家；有人春节回家就住在镇上的酒店，因为不适应老家室外的旱厕和洗澡时的阴冷，也害怕打乱老人早睡早起的生活节奏。更常见的场景是，年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刷手机，一整天下来和父母说不了几句话。
鸿沟
但这也正常。姚华松有时也觉得，和父母之间像是有一道鸿沟，难以逾越。
不久前，他网购了两只油香鸡寄回家。隔着摄像头，他问父亲收到快递没。后者一脸不悦，埋怨他乱花钱，“你爱吃，不代表我爱吃”。
涉及物质方面的事情上，父亲一直拧巴——他总穿旧衣服，把儿子买的新衣服压了箱底；他几乎不吃水果，对儿子网购回家的龙虾生蚝不屑一顾。每次离家前，姚华松都会给父母留些钱，但他得先把钱藏到某个地方，等回了广州，再告诉父亲，否则他是绝对不会收的。
姚华松还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总是闲不住。四月份才开始农忙，但最近他却很少能在摄像头里看到父亲。一打听，父亲跑去隔壁村帮人砌围墙了，一天百十来块钱收入。砖瓦工干完了，他又忙着收拾杂草、扛着锄头翻土，晌午日头最烈的时候，还在地里忙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