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滨海被赋予了太多诸如“宜人”、“富饶”之类的溢美之词，但谁也不能忘记，这里是陆地和海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圈激烈碰撞的边境。

从空中俯瞰一片海岸带 | https://www.pexels.com/photo/aerial-photography-of-seashore-1680140/

出人意料的是，海岸带并未成为生命的禁区，反而，它无比繁荣。扎根在海陆交界的这条狭窄生境上，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里的生物都需要应对多重压力，植物需要耐受盐碱，滩涂和礁石上的蟹和贝类需要应对太阳的炙烤，浪花中浮动的幼鱼和卵也常常被过量的悬浊颗粒物夺去生命，但这一切都很值得——海岸带充裕的光照和来自陆地的无机盐滋养着浮游生物，礁石上的贝类不需要费多少精力，只要守株待兔就能大快朵颐；盐碱的滩涂阻挡了绝大多数竞争对手，耐盐的植物尽可以独享宝贵的光照；植被和食物的繁茂吸引了迁徙鸟类驻足，在漫长的归途上，连绵的海岸线是信标，也是驿站；而对于海龟、鳍足动物来说，这里还是延续族群的育婴所。

海滩上的一只寄居蟹 | https://unsplash.com/photos/gNhPDsTxz2U

千百万年来，狭窄漫长的海岸带一直是这些生物生息繁衍的家，不消说日复一日的潮汐变化，就是地质时代动辄几十上百公里的海侵、海退也从未将它们击垮。海岸动荡不息，海岸带的生物，则是适应动荡的行家。直到人类的出现，给海岸带来难以愈合的迅速变化。

越南的海盐生产https://pixabay.com/photos/salt-hon-khoi-vietnam-field-3060092/

在今天，全世界44%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150公里之内，而这一趋势还是不断加速，十几年前的一项研究认为，1995-2006年间，全球生活在海岸线100公里内的人口增长了35%。

仅仅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就见证了许多个“从渔村到都会”的传奇故事——新加坡、青岛和香港莫不如此。当这些沿海城市在短短几十年中迅速膨胀，人口和规模轻松超越许多千年古城时，它们却不能像端坐在平原上的长安、巴比伦一样向四面八方匀速扩张——城市的海岸线限制了它的成长，填海造陆似乎成了拓展城市空间的唯一选择。在过去的40年里，新加坡的填海工程让国土面积增加了11%；香港也陆续填海造陆6200公顷，占到香港总陆地面积的5.7%；20世纪初，青岛胶州湾的总面积还有550多平方公里，湾内的红岛、黄岛还是独立的岛屿，而到了今天，岛屿已经和陆地相连，许多海湾也早就被工业项目替代，胶州湾水域面积在一百年内萎缩了37%。

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成为填海造陆的最重要动力之后，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迅猛的中国，立马替代了荷兰、日本等拥有悠久填海传统的国度，成为世界上每年围填海规模最庞大的国家。从1949年开始到千禧年，中国的每年填海面积约210-220平方公里，仅仅10年之后，这个速度就加快了3倍。

新中国成立后的围填海工程，每一时期都有鲜明的特点。建国后的第一次围填海高峰始自60-70年代，当时的填海目的是为了围海造田，随后的80-90年代，圈围水产养殖池的热潮更盛，而这两种目的最青睐的海岸就是沿海的滩涂湿地。

占据全国海岸线总长46%的滩涂湿地曾是中国最常见的海岸形态，面积曾达到22万平方公里，然而仅仅经过这两次围填海工程，天然滩涂湿地的面积就减少了55%。取而代之的，要么是盐田、鱼塘这样的人工湿地，要么是完全退化为陆地的农垦区。以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来说，从1976年到2008年，这里的人工湿地总面积就增长了71倍，面积广达4.2万公顷的盐田和鱼塘，即便在卫星地图上也清晰可见。而作为我国前两次填海造陆规模最大的省份，江苏独占了总填海面积的4成，其大多被几家国营农场用作种植经营。

不过，和进入21世纪后开始的我国第三次填海热潮相比，新中国前50年的填海规模恐怕还要甘拜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