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生活着一群袋獾。由于凶恶的面相和食腐的习性，它们被人们称为 " 塔斯马尼亚恶魔 "（Tasmanian Devil）。二十年前那时，它们的日子还算不错。

（两只 " 塔斯马尼亚恶魔 "，其中一只没有任何白色斑纹。约 16％袋獾都没有斑纹。图／Willis Lim）

彼时，这种动物的数量刚刚从四十年代之前的屠*迫害中恢复。当初袋獾被认为对农场绵羊造成威胁，从大约 1830 年到 1936 年的一百年间，它们被大量捕*。岛上一度出现赏金猎*袋獾的活动，使得该物种数量大大减少。

当最后一只袋狼在 1936 年死去，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对这些有袋动物的伤害。此时袋獾的数量也已不多，1941 年袋獾被正式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保护袋獾的法律生效。对它们的狩猎行为终于停止，其数量也逐渐回升。

（袋獾是名副其实的 " 昼伏 " 动物──它们不在日间出动觅食，但却喜欢在太阳下休息。这只袋獾的左眼旁边有打斗过的伤痕。图／Wayne McLean）

从 1941 年到 1960 年代，免除了遭人类屠*的威胁，袋獾数量开始回升。虽然在威胁到羊群时还是偶尔会被投毒或猎*，但袋獾终究是受到了官方的保护。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袋獾数量的过度增长引起人们的警惕。1975 年和 1987 年袋獾数量先后两次下降，不过随后都继续保持回升。这种周期性数量波动在野生动物种群中很常见，人们认为 " 塔斯马尼亚恶魔 " 一直在茁壮成长。

事情在 1996 年发生转变，种群中爆发的面部肿瘤开始严重影响袋獾数量。这种面部传染病最初被认为是由病毒引起，之后发现它是非病毒性的传染性寄生性肿瘤。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这一疾病使塔斯马尼亚州的野生袋獾数量大大减少。

（袋獾面部肿瘤病从口部开始蔓延至全身。受感染的袋獾因无法进食而死亡。）

袋獾对这种癌症非常易感。自 1996 年以来，袋獾的数量足足下降了 80%，几乎所有的数目减少都可以归因于这种疾病造成的死亡。据估计，如果面部肿瘤再照此发展下去，" 塔斯马尼亚恶魔 " 将在 25 年内灭绝。

为什么袋獾会对这种极其罕见的癌症如此敏感呢？

如果袋獾会说话，它们一定同人类一样 " 谈癌色变 "。癌症是 1941 年受保护以来造成袋獾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生物学家对此给出了简单明了的解答：这种动物身上 I 型和 II 型 MHC 基因的多样性太低了。

过小的种群规模使得袋獾的遗传多样性很低。在欧洲人殖民澳洲之前，包括袋獾在内的有袋动物在澳洲随处可见，在殖民者到达后不久，澳洲大陆上的许多大型有袋动物迅速绝迹，如今只能在偏居一隅的塔斯马尼亚岛觅得袋獾踪迹。

袋獾在一万年前经历了极端的遗传瓶颈效应，整个种群幸存的数量可能只有 500 只。欧洲人抵达澳洲之后，由于极端的围捕，袋獾生存瓶颈变得更加严峻。并且由于 MHC 基因多样性随着种群数量减少而变低，传染病亦时常爆发。人们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袋獾数目的两次减少便是传染病肆虐的结果。

40 年前人们担心袋獾数目太多，50 年后人们担心它们可能会灭绝。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近亲繁殖——一万年前是自然原因逼迫，近代则是人类的迫害和栖息地分裂让它们只能小种群近亲繁殖。

袋獾的故事应该成为一个警告。提醒我们一个物种单单在数量上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好。我们还要注意到 MHC 基因的多样性。

许多濒危物种都面临和袋獾一样的难题。生活在非洲与西亚的猎豹近亲繁殖也很严重，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威胁其生存的大型疾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反而是它很容易发生。

由此观之，那些人类成功拯救濒危物种的例子也变得不那么成功。

美国人曾为成功恢复北象海豹数量感到欣慰。20 世纪初全球仅剩下 100 多只北象海豹。墨西哥政府率先开始设立保护区，美国也很快跟进施以援手。最终人类努力让北象海豹数量超过了 10 万。采用后宫式意味着只有少数雄性海豹在每一代中产生后代。若海豹种群不是那么集中，情况不会那么糟糕。

这些动物尚未出现严重的疾病，但是它们时刻生活在疾病的威胁里。

正如袋獾的例子，一个物种的数量有所增加，并不意味着它不 " 易危 "。数量之外，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也至关重要，特别是 MHC 基因。

（图为 I 型 MHC 分子结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是存在于大部分脊椎动物基因组中的一个基因家族，与免疫系统密切相关。）

不幸的是，许多野生动物保护案例都可能在重蹈袋獾的覆辙。遗传瓶颈筛选之后的小部分幸存个体能够在数量上重新壮大，但有限的遗传多样性让它们难以通过疾病的考验。

（图为以弹珠模拟的中种群瓶颈效应。经过 " 瓶颈 " 后，蓝色弹珠占到多数。基因多样性越低，种群对疾病反应能力越低。）

这就是为何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如此关心野生种群和动物园育种计划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对濒危物种完全恢复至关重要。否则，即便在数量上恢复了，它们仍然是脆弱 " 易危 " 的。

而如果这些动物还处在 " 易危 " 状态，我们又怎能说它们已完全恢复呢？曾经生龙活虎的 " 塔斯马尼亚恶魔 " 危在旦夕，加州秃鹰、佛罗里达山狮和中国大熊猫也正面临同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