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后来你到北大荒去的时候，有带上这些书吗？
梁晓声：没有带，也不能带，会被没收的。那时候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除了语录几乎没有别的书可读，但我们周总理在那个时候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就赶紧下指示，加紧加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知道那时候我对文字饥渴到什么程度吗？我到连队的指导员家里去，因为他是读书人，是抗美援朝下来的，又是指导员，他家里放了一本厚厚的俄共布尔什维克的政论文章汇编，我会把那个拿来看，看伯恩斯坦、托洛斯基和一些人的辩论，那些文体和我们常见的报刊文体有很大区别，国外那种辩论文章很风趣，所以我就很愿意看那个。
俞敏洪：你差不多当了七年知青，你是一直做体力活还是？
梁晓声：我的人生其实也有非常“凡尔赛”的一面，做知青的那段时间对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也影响了我后续的创作。但这种影响不都是好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我做知青的时候，不久就去做小学教师了，脱产了，而且在连队也比较受尊敬，尤其受家长们的尊敬，然后又调到团里，是报道员，也脱产，再之后又进了兵团的创作学习班。但我有一段时间忍不住发表了比较尖锐的、关于时政的话语，就被发配到木材厂抬木头。那个时期对我的身体有一个很大的伤害，但也只不过是一年半的时间，我就上大学了，到了大学以后，再分配，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是不需要坐班的。
俞敏洪：在《人世间》里，周秉义有一段在兵团的经历，其实是你自己经历的部分影射对吗？
梁晓声：对。在北影没坐班，在儿童电影制片厂部分坐班，到了语言大学还是不坐班，因此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生，凭着“文学”两个字度过了自己几乎没有坐班的大部分人生。没有坐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办公室里的摩擦是没有切身体会的，但在避免摩擦的过程中我舍弃了什么？涨工资，放弃；评职称，放弃。我还是高级职称评委，我首先做到自己不参与，因为大家要角逐，因此分房子也可以放弃，当这些都放弃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实际上是放弃了摩擦。而你为什么可以放弃？因为你有文学，文学还给你带来了一定的稿费。所以这也形成了“凡尔赛”的一面，放弃的结果就是，你跟别人的矛盾竞争和摩擦就比较少，别人对你也不会产生太多矛盾，或者至少认为你对他不构成实际妨碍，你就会觉得生活相对更有暖意，因此笔下也就更有暖意。
俞敏洪：你在北大荒当知青的时候，是因为领导们觉得你文笔好，所以才让你去当小学老师的吗？还是因为你写了东西，才华慢慢被领导发现了？
梁晓声：我们那时候一个班有十几个知青，12个男知青里有高二、高三的，大家都一起劳动，两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当班长了，然后又从班长到小学教师，还代理过一排的排长，所以我没怎么当过普通知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真的是读了一些书和没读一些书的区别。首先，我那里不是农村，是兵团，是连队，我们面对的大部分都是老战士，是复员军人，这些复员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喜欢读书的，因此他们能立刻判断出这个青年和其他青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和他内心的想法暗合，所以就选了我当班长。
俞敏洪：你什么时候开始动心起念写小说的？
梁晓声：应该是我在连队做小学教师的时候，当时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也就一千字左右，叫《纪念雷锋逝世九周年》。在这篇文章里，我没有谈他对敌人像寒冬般严酷无情，只是强调了他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我那时候就强调知青和知青之间、知青和老战士之间必须继承雷锋的温暖。这篇文章在《兵团战士报》发表之后，我就被调到团里了，进了兵团创作学习班，到学习班就要交作品，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尝试写小说了。
我的第一篇小说叫《向导》，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那应该是中国第一篇环保小说，在此之前绝对没有。那篇小说非常短，也就两千字左右，那时候国家鼓励大量伐木建设祖国，所以那篇小说主要讲一对知识青年在一个老职工的带领下进山伐木，老职工要进到山里很远的地方，伐那些歪树、病树、扭曲的树、倒下的树，但那样很费力，而且收获还很少，知青们就很生气，恨不得把他从爬犁上撞下去，当然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做了，但老职工说了一番话后，大家就后悔了，他说，看看你们来了之后，伐光了多少山头？如果这些山长出一片林子会是什么样子？确实如此，那时候我们往山上一看，这个山头被我们伐光了，那个山头也被我们伐光了，心里面是觉得诧异的，然后就想，如果我们在这里住十年，那会伐掉多少树木？当时可能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写了《向导》。
非常奇怪，《向导》是朝着环保方向写的，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关，也正是这篇作品，让复旦大学的一位招生老师在《兵团战士报》上发现了我，他正好住在兵团总司令部，当即就问这个知青在哪团哪连，当时兵团的人还不太愿意告诉他，我们兵团架子很大，因为我们是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的司令员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少将。但最后也还是告诉他了，他开了个介绍信就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哈尔滨到北安，北安到黑河，黑河再到我的团，就为了和我见一面，这一路上他就算是不停地走也要花五天的时间。
俞敏洪：这个算是你典型的伯乐。
梁晓声：我有时候就会这样想，梁晓声，你有什么资格不做一个好人？你已经没有不做好人的资格和理由了，因为在你的人生旅途中，有那么多好人，即使跟你不认不识，但他们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过你、推过你，虽然之后可能互相并没有多深的来往。
俞敏洪：你做好人比较容易，因为一路过来贵人多，大家都帮助过你，所以你再去帮助别人也很自然，但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欺骗和苦难之后还能做个好人，这其实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
古天乐前段时间来对谈，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讲义气帮朋友顶了罪，进了监狱。进监狱后，那个朋友还把他的女朋友拐走了，他就觉得受到了双重欺骗，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很绝望。但出狱以后，他遇到了一个修女帮助了他，又遇到了像张国荣这样的伯乐，张国荣觉得他有演艺才华。他最后终于摆脱了那些负面的东西。他现在很正向，光是他捐的希望小学就已经有八九十所了。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或者苦难，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这种环境中保持自己内心的善良，这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有极大的好处。
梁晓声：我很感动，你刚才说的那些是我对他不了解的一面，我只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问自己，如果我是他，我还能像他那样做一个好人，做那么多好事吗？73岁的我给出答案是：不一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我的答案也是不一定的，比如当我看到“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志士的事迹时，我觉得他们不被公众所理解，在他们行刑的时候，可能还有人向他们扔烂菜帮和沾血的馒头，或者在一旁看热闹，虽然我心里也秉持着一种信仰，一种接近圣徒般的情怀，但我曾经多次问自己，你能做到吗？我给出的答案是，我未必能做得到，甚至有时候我会很直接地说，我做不到。但正因为我做不到，我反而更崇敬他们，因此我希望我的笔是用来写这样的人物的，这是我作为作家所应尽的义务。
俞敏洪：在你后来的作品中，尤其是一些长篇小说，不少都跟知青有关，比如《年轮》《雪城》《返城年代》等等，你为什么写作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地要去写知青？是因为这段岁月对你的影响非常大吗？
梁晓声：我至今已经创作两千五、六百万字了，严格来说，知青作品在数量上不是主体，但知青作品多数被影视化了，所以人们知道的就比其他作品多一点。我最初写知青题材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比如《这是一片神奇土地》，是我刚到北大荒时候的故事，《今夜有暴风雪》是离开北大荒时候的故事，但写《返城年代》的时候，我是在完成任务，它是一种外力，比如北京电视台要写《建国45周年》，那我就要写年轻人，但那段时期的年轻人都有知青经历，所以就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
俞敏洪：所以有些写知青的作品，比如《知青》《年轮》，其实是有点命题写作的味道？
梁晓声：对，有个当过国土资源部部长的人，以前是我们一个团的知青，他到山东去的时候，心心念念地希望有人能再写一下知青，他就来找我，那我肯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既不觉得六七年的知青岁月是一种资本，也不觉得它是一种苦难的经历。你凭什么认为它是苦难？全中国有五六十万的人和你一样，况且你还是东北人到东北当知青，人家还有从南方过来的呢，所以我不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种苦难。还有一点原因是，我挣钱了，实实在在挣了四十几元钱，那时候四十几元很厉害了，所以知青对我来说不过是一段经历。
但我忽然发现我写作的时候经常在写青年，一直到今天的《人世间》，主体人物还是青年，包括后来出的《我和我的命》《中文桃李》都是写青年，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经常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我觉得可能这个叫梁晓声的人，他太依赖青春岁月，而且青春岁月太美好，一切困难、一切不幸都可以被克服，依然保持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而且青春时期的友情和我们现在这样的友情不一样，我们已经是老酒了，但青春的友情却像红酒似的非常浪漫。所以可能一方面是留恋青春岁月，另一方面可能也认同自己已经在和老年握手。
俞敏洪：你会写一本关于老年生活的书吗？
梁晓声：我好像写不好，因为这个时候我还在回头看青年，虽然看不到自己的青年时期了，但还在看80后的青年，还在写他们。
俞敏洪：从你不断写的这些东西中能够感觉出来，到了兵团以后，其实你的收获非常大，因为即使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你依然没有放弃写作。我想问，对于两千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来说，你认为上山下乡的岁月和政策对他们来说公平吗？
梁晓声：我个人认为，这不能用公平或者不公平来衡量。首先，这件事本身是我们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我记得有一个类似的决议，在决议中好像是有了一些定论，我觉得那个定论基本上是客观的、全面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两千多万人中有一部分人成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人物，就把这段经历看成是对这一代人的光荣，因为当我们把这段经历本身和文革十年做一个重叠的时候，会发现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必然要承认，文革是国家之不幸，如果我们不能这样看问题、谈论问题，我们俩就不配坐在这里谈论这些话。首先，它是国家之不幸，所以上山下乡这十年其实是当时无奈的权宜之举，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看到一些有才艺的人被埋没了，比如那些在插队和农场的年轻人，但兵团相对例外一点，兵团非常重视才艺。
另外，经过这件事之后，有很多像我这样下乡之前可能都考不上高中或者大学的人最后上了大学，也有很多眼看着一脚已经在大学门内了但却没能去读大学的人。因此，我个人觉得，对于那段历史，任何个人都不能以他自身的感觉来评说那十年对那一代的人究竟如何如何，谁也没有资格代表这一代人，但这一代人中的任何个体都可以发言，所以现在在网上，这种发言记录的总和，可能更能丰富我们对于那十年的考察。
俞敏洪：《雪城》写的是知青返城之后的心态，从绝望到后来逐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了新生活，当然也有一些人从此便一直消沉下去。我在读《雪城》的时候，发现你对知青返城以后心态和生活的描述都非常到位，你怎么会这么了解？
梁晓声：首先，因为我同代朋友个个都是知青，我和他们有友谊，所以写的时候会带有感情。其次，我在当时确实有以文学代言的愿望，其实是希望当时城市的有权者们可以安排这些返城知青的命运，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作品来重新认识他们。在我看来，这种重新认识是极其必要的，因为他们的前身都是红卫兵，如果没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还抱着曾经是红卫兵的印象，公众就会认为是狼孩儿回来了。因此，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告诉大家，他们变了，他们在这十年中经历了什么样的事，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很善于省察和反思的一代。
俞敏洪：《雪城》应该是1986年左右写出来的，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反思这么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了，如果你当时没写这个作品，而是放在90年代或者今天，你觉得还能写出来吗？
梁晓声：写不出来，文字的感觉都没有了。
俞敏洪：你写的时候对这件事情还记忆犹新，而且你跟这些知青的亲密关系也都还在，你在书里描写的关于爱情的话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自己梦想的追求和无奈，正是你们那一代人每天都在想的事情。
梁晓声：我所面对的同代人，都是正处在返城初期时候的人，年龄大的33、34岁，不会超过35岁，年龄小的27、28岁，正是那种全身充满了能量的时期，但那种能量要向哪散发，以什么方式散发，他们还没有找到。而且这种能量里还包含着无奈、沮丧和愤懑，同时还有一种渴求，他们希望被公众所理解，我面对他们的时候，会被他们的情绪感染到，因此我的书才会写成这样的状态。但今天我再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垂垂老矣，身上已没有了这种能量，所以我也不会再感受到那时候那种强大的外在气场。
俞敏洪：《雪城》有一百多万字，当时你才30多岁？
梁晓声：我觉得我开篇写的场面还是挺好的，当年拍成电视剧反响也还可以。
俞敏洪：非常好，你第一部受欢迎的电视剧不是《人世间》，而是《雪城》。
梁晓声：对，《今夜有暴风雨》《雪城》《年轮》，当时的反响都很大。
俞敏洪：你后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跟影视接触就变得比较密切，你还变成了内容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你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意想着未来要把它拍成电视剧？
梁晓声：肯定不是，我在电影制片厂里是写小说的，我那时候是不创作电影的，也不太支持我的同事们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因此《今夜有暴风雪》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时都没有给北影，而是给了长影。我那时候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既然我在电影厂，那我和电影就要离得远一点，我要做一个好编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创作过程中，我确实深受电影艺术的影响，比如我在北影的时候，像崔嵬、水华、凌子风这样的大家都还在，他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就会说，一部电影如果能给荧幕留下一个形象，那就是很成功的。要想达到这点就要有细节，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就会格外注意这点，不是循着故事，而是循着人物，看这个人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些对我其实都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