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

不得不说，古公亶父不愧是先周时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早期周人与羌方混杂而居，时常相互争夺生存资源，同时羌方也是商人欺凌的对象，野心勃勃、立志翦商的古公亶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决心与羌方联盟，他先是迁岐让出一部分土地，声称“不忍心与羌人争夺”，以此来赢得与羌族的友好，进而娶羌人之女太姜为妻，并不惜赶走自己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而把与太姜之子季历作为法定王位继承人，有着羌人血统 的季历，将周人与羌方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从而成为翦商的主力军。

总感觉《诗经二子乘舟》与太伯仲雍奔吴有着莫名的联系

啰啰嗦嗦的说了这么多，那么先周的渊源在哪里？周人又是来自何方呢？

事实是，无论是传统的关中说，即陕西龙山文化的代表——客省庄二期，还是三十年代以来以钱穆大师为代表的晋南说，这两种说法在八十年代新发掘的一批新考古学资料中，均没有找到可靠的来源证据。

在陕甘本土，也有着几支早于郑家坡文化，或者与郑家坡遗存有着关联的几种文化遗存：

碾子坡：有研究认为碾子破文化早于郑家坡，并且与郑家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观点认为碾子破与刘家文化属于同一文化谱系，不能认作是郑家坡文化的来源。

寺洼：寺洼墓葬的人骨标本均晚于郑家坡，下限要晚到西周早期，其典型器类—马鞍形双耳罐并不见于先周，而先周的器类也并不见于寺洼，显然寺洼与先周并无传承，实际上，寺洼与刘家墓葬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二者均属羌戎文化，刘家文化应是寺洼的一个分支。另一支辛店文化和寺洼情形类似，辛店并不比寺洼要早，两者属于同一时期并行的两种文化，都与羌戎有关。

其实，从先周文化渊源的考古学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出，形态学的证据是模糊的，在文化谱系的判定中人的主观因素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对一种考古学面貌有着截然不同的释义，加之在地域上相邻近的族群之间必然会相互影响，文化、风俗各方面交流融汇，从而呈现出一派相似又相异的模糊的考古学面貌，导致众说纷纭，为我们的探索带来困难。

古老的羌寨

九十年代分子人类学应用于考古，为揭开考古界的未解之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证据，尤其在人类的迁徙与族属的确定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

应用分子人类学工具来探索周人的起源，需要首先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周王室的父系单倍群类型，幸运的是，这一支父系单倍群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得到了一个基本明晰的结果。

在确定周王室的父系之前，先来看看属于曾经辉煌延续几百年的这一支系应满足的条件：

在殷商晚期，有过小规模人口快速增长。

在西周延续时期，有人口快速暴发。

主要分布地区在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以刘邦家族的父系单倍群（刘汉家族单倍群已确定为O-F254）为参照，该单倍群在当今中国男性人口中约占比例1.8%，据史料记载，西汉末年时，刘姓皇室子弟多至遍地皆是，以此为参考，周王室单倍群所占比例也不会相去太远。

满足以上条件的父系单倍群很快被调查出来：N-M128。这一父系类型极大可能属于周王室。

而之后的山西春秋时代黎侯西关墓中出土的两个贵族样本皆是N-M128。黎侯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子孙封侯，证实了科学家们此前对于周王室父系的猜测。

在我国的一些大姓诸如：张、王、李等姓氏中，父系的来源源流众多而复杂，而一些人口少的小姓则大多数来源单一，姓氏与父系单倍群间有着较好的对应关系，学者调查了一批明确源于姬周的小姓，如毕、成、虢、东野、令狐等，其中确实检出了N-M128。

古人谱写的那些壮丽的迁徙史诗

明确了周王室的父系类型，那么N系人类的迁徙的足迹又是否有迹可循？在观察N系族人迁徙的路径时，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我们知道，近两万年前涉足东亚的古人类主要是O系与N系两支，其中是以O2亚型为主，这一批走南方路线的古人类从西南地区进入东亚后很快四散扩张开来，在九州各地区创造了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古文化。

从梁州到雍州，再从雍州到并州，在瓶颈效应的不断影响之下，人群的基因结构也发生着变化，约一万年前到达并州的人们，因某一个瓶颈效应的发生，原本占大多数的O系越来越少，而本不占优势的N系却在这里越聚越多，后期的一部分扩散至西伯利亚和欧洲，而留下来的则成为中国的N系主流。

而并州这个地区，刚好是以山西太原地区为中心的一带，让我们不由自主的联想起晋南说所指向的太原北郊光社文化，有理由相信最早的先周族群正是在这里聚集、生存、壮大，而后的一支族人迁往关中，带往关中的是本族传承多年的共同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