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加，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政治中心，仅有南京、杭州有过为期不长的行政中心的历史。这大概是由于江南与中原地带的区位、地理环境不同，以及当时的战争方式等因素相关，此处不作更多讨论。

由于不处于政治中心，较少受到外部战乱以及政权更迭的影响，江南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太平的环境。六朝时期北方士族地主的南下，为江南带来了发展生产的诸多要素，如数量众多的劳动力、生产技术以及发展生产必不可少的资金；唐代的安史乱使得北方残破，民众流离失所，所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在大唐盛世走向没落的同时，江南经济却仍在这一片沃土上“野蛮生长”。

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繁荣带来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在同样的土地上要养活更多的人，人多地少是这个地区必须面对的问题。有数据显示，江南地区人口从六朝时期的不足千万发展到占清代全国4亿总人口的近27%（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著）。生存的需要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他们必须运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进行探索和开拓。

比如对土地的开发。唐代以前，江南地区平原西部的宁镇一带地势较高，排涝条件较好，农业相对发达。随着两宋时期江南人口发展迅速，耕地不足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于是围湖造田成为一时风气，比如丹阳的练湖、绍兴的鉴湖、余姚的汝仇湖等等都是在两宋时期造成的。唐代以后东部的太湖平原被大力开发，到明清时期已成为江南农业最发达的所在。

再比如农业技术的创新。在唐代，江南就出现了水稻种植技术的两项重大突破——发明了水稻的移植方法和水田犁“江东犁”。在此基础之上, 后来又发明了更加精细的新种植法——稻麦一年二作制。在有限的土地上用更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不仅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劳动，还需要更加精细的耕作，在这个过程中，江南人务实、精细、聪慧的特质随之养成。

而水利的开发和利用，更加快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六朝时期，江南人即意识到水利是农业发展之本，对江南水利兴修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东吴时期，即修筑了诸如太湖堤塘（太湖东南沿岸）、防御海潮的海塘（金山一带），还在平原地带开凿河塘沟渠，以引导约束水流，这些工程对粮食耕种的增产提供了极大帮助。

如果说这时的水利开发主要还是出于发展农业的考虑，那么，运河的整治和开凿对江南一带交通运输的发展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太平御览》记载，孙吴时期即对江南运河北段（丹阳至丹徒）进行疏治，清人王鸣盛说：“自今吴县行舟，过无锡、武进、丹阳至丹徒水道，自孙氏始。”（《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运河的整治疏浚大大便利了交通，江南丰富的水资源体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对人们的交流交往提供了更大的方便，也更加激发了江南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