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济学家认为，江南在工业化以前与欧洲最先进的英格兰的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处于近代化的前夜。虽然当时人口密集、赋税繁重，但江南一带人民凭借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不断提升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在没有优惠政策的条件下却不断迸发出持续的发展活力，成为富庶繁荣之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展衍生文明进步，文明进步反哺经济发展。江南的富庶与安宁为士子们安心学习修养身心提供了条件，在考取功名、修齐治平方面显示出特有的才能，也滋养出江南一带耕读传家、学问立身、经世致用的人文特质。温润的气候，富足的生活，加上诗书的滋养，使得江南人平添了一份雅致、温婉和灵动。

在讲到江南人的特质时，人们常会提到这里的人精明、细致、周到而且守约，而这种特质的形成也是有原因的，它得益于明清时期江南私营经济和交通便利带来的自由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无锡米市为例。中国历代王朝都城多居中原，既然“苏湖熟，天下足”，故需通过河运、海运、水陆等途径进行南粮北调，必须在一些地方设立中转站。而无锡地处太湖之滨，运河穿城而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环水而居再次体现了优越性，由中转功能而自然形成了米市。据《创建积余堂记》碑文记载和民间传说，南宋时期，无锡米市初兴，明朝万历到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无锡米市由兴到盛，每年粮食交易量高达七八百万石。

再看无锡的布码头。无锡布码头的记载始见于清代乾隆年间无锡儒生黄卬的《锡金识小录》，其中说道：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这是当时徽商普遍认可的无锡社会经济情况实录。他的门人杨伦，无锡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曾官至浙江太平县知事。他曾寓居湖尖（即今江尖），作诗云：“花布开庄遍市廛，抱来贸去各争前。要知纺织吾乡好，请看江淮买卖船。”描写的就是无锡家乡北门一带的景象。

米码头布码头等带来的自由贸易，导致江南一带商品经济观念从此大为增强，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商品经济不同于自然经济，它以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为特征，这时的生产已经有了分工，生产的商品已经不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所以必须计算好每个工序的劳动报酬；商品交换的过程要求必须计算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并且要求在贸易和交换过程中的公平、透明和守约。生产方式、通商贸易、商业发展要求人们不仅要精于计算，周到细致，还必须具备信守承诺、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由此派生的契约精神不是单方面强加或胁迫的霸王条款，而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守信精神，可以说这是在更高文化层面上的反映。

商业的繁荣、财富的积累以及在此过程中培育出来的工商基因，为江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近代民族工商业呼之欲出。甲午战争后，国家积贫积弱，“实业救国”呼声日涨。戊戌变法后，清政府开始采取一些发展工商业的措施，比如放松对民间兴办实业的限制，允许私人办厂，江南地区的一批有识之士又一次看到并抓住了发展空间，近代民族工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而无锡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从1895年杨宗瀚、杨宗濂弟兄创办业勤纱厂，标志着无锡近代工厂的诞生，到众所周知的杨、薛、唐、荣四大家族，在近代无锡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些民族工商业家身上无不深深镌刻着江南人特有的勤奋务实、信守承诺、公平竞争、注重规则等精神，更可贵的是他们关心公益，回馈乡梓，对发展家乡的教育、医疗、交通等社会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杨宗瀚经营的织布局

随着江南一带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专业人员不断在此聚集，财富（硬实力）也得到迅速增长。而门户的开放尤其是十九世纪中期上海的开埠，江南士绅阶层甚至平民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子女有机会有条件走出国门，学习更多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也就有了这一带盛产经济学家的缘由。

综上所述，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江南人的文化特质中的勤勉、坚韧、崇文、重商、精致、雅逸等文化基因和开放求新、明达致远、精进图强的文化精神，固然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但更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人文特质为后世江南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软实力”基础。